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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饴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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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编者按：张饴慈乃张东荪长孙，原首都师大数学系教授。多维最近转载了《民主
中国》宋永毅对张鹤慈的长篇采访，有网友读后推荐来张饴慈关于张鹤慈、郭世英与
“X集团”案，答覆友人的书信，可作补充和印证。现全文刊发如下。
张鹤慈是我二弟，比我小二岁，1943年8月生，他从小不像我那样听话，脾气也急，
小学六年级，正值冰心去北大附小参观，夸奖过他的作文（谢冰心和我祖父张东荪、
父亲张宗炳都熟，但当时她并不知道我弟弟的家庭关系），这大概使他比我们更喜欢
上了文科。我们兄弟读的杂书不少，不过因为祖父的关系，家里是坚决反对我们学文
的，而且我们兄弟三人理科都不错，老一辈的学问应该说是一流的（二叔、姑姑都是
院士），我和小弟都曾是数学竞赛获奖者（一个在北大数学系，一个在北大物理系）
，张鹤慈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差。因此，在当时大气候下，让他学理，他并不反
对，只是对文特别喜爱而已。
年青人都有些狂，他大概比我们更厉害些，初三时的一次"早恋"受到了学校（清华附
中）的批评，使他和集体的关系弄得很糟，从而和父母也有了顶撞，到了高中（一０
一中），由于同学大多来自原来的初中，使他一开始就受人注目，造成他更不合群，
自傲，愤俗，其实那时他才十四五岁，"恋爱"是从小说中学的，是一种精神恋爱。他
长得漂亮（一点也不像我），确有一些女孩子喜欢他，不过，他在模仿书上的口气，
声称他的恋爱观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似乎是一种不要婚姻的"现代"理念。在那个
时代，即使有女孩子喜欢他，谁敢按这种理念来作他的女朋友（加上他的政治状况）
。反过来，他的心气又高，没有几个人看得上。因此，直到入狱为止，他并没有真正
意义上的女朋友（入狱时他不到20岁）。
１０１中的住校生活也使他受不了（他的高中三年是大跃进的1958年到吃不饱的1960
年），当时他总千方百计跑回家（家在北大，到１０１中学骑车用不了 20分钟）。
有一次晚自习时间他去看昆曲，在大会上受到通报批评。同时挨批的有一个高干子弟
孙经武，孙的父亲是总后勤部的一位副部长，少将军衔的长征干部，于是，孤独的他
与孙相识并成为好友。我不太知道孙的学养如何，但两人在政治上谈得来，他们到底
是新中国培养的学生，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崇拜”西方，但是很欣赏苏联，喜
欢苏联的电影、文学。那是60年大批苏联的时候，他们却欣赏着苏联的修正主义，特
别是当时挨批的小说，如《一个人的遭遇》等等。孙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要偷越国
境去苏联，于是一个人向蒙古方向走去，一个十六七岁，平时娇生惯养的少年，出去
不到一周，尚未到边界，就打退堂鼓了，想家了，粮票也没有了，就回来了。
这件事，揭露出来，非同小可，他走之前曾告诉了张鹤慈，我二弟属于知情不举。也
许孙是犯罪未遂，更因为是高干子弟，具体的处分我不记得了，只知道其后果是，上
大学时，孙去了一个两年制的师专，我二弟到了北京师院数学系（现在是我的工作单
位）。从上边说，大概已算十分宽大了，但就我二弟来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去了一个
末流的学校（当时师院确实不算好大学，不过，学生水平要比现在好得多，因为许多
人来此，只因为其出身不好），和我们兄弟比，心中自然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孙经
武当然更不肯去师专，他的父母把他送去当兵，兵种非常好，希望他走从军、当军官
的这条路。当然也希望部队能对他改造，不给家中惹事。
他们之间仍频繁通信，其表现使部队和师院都十分头疼。这时又结识了高中同级不同
班的郭世英。郭当时在外交学院，而并非人们所说：考上了北大哲学系（那时高干子
弟的出路依次是留苏〔反修前〕，军工院校，外交类院校，也有直接入伍当军官的，
然后才是北大、清华这类学校）。这个“小集团”就形成了，后来还有一些次要的人
受牵连，但骨干是他们三人，劳动教养的也是他们三人。
他们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不守校规，军规，在家顶撞父母，是单位的另类、怪物。举
个例子，一次在32路公共汽车上，忽然天降大雨，他们就跳下车来，在雨中长啸，让
雨把自己淋个透，发泄心中的一切块垒，让行人侧目而视。
其后果是孙被部队退了回来，我二弟以几门功课不及格为由，被退了学，郭也不能再
待在外交学院了。
当时，他们都不到20岁，读了许多书，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感兴趣。那是1961─62年，
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公开出版的书籍外，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过的小说，记得的有屠
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给我
触动最大。他们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权，还能读许多内部读物，我也从中看了不少，如
《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之类的小说，《椅子》之类先锋派的剧本，有些我
看不懂，另外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萨特、维特根斯坦的着作等。他们接触
的面很广，已不再向往苏联了。我相信，就他们的年龄来说，有些东西并没有看懂，
但他们很认真地讨论，还时常要与我辩论（那时我思想比较正统），二弟和我祖父也
有了交谈，祖父十分喜欢他，不过，年青人狂得很，他觉得祖父在有些方面已经落伍
了，当然他们更看不上郭沫若，我二弟几次和我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
上的诗作的苛评。
郭世英由外交学院转到北大，是他自己选择的，没经过任何考试，他和我二弟商量，
我弟弟对北大比较熟悉，选了一些他们认为有学问的教授去一一拜访，例如，西方经
济学家陈岱孙、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洪谦教授，最后，决定上哲学系。
这一段时间，孙经武准备考北医，我二弟闲居在家（他的出身使他再上大学已不可能
），郭在北大念书，几乎天天来我家。母亲发现他们现在在一起念书、讨论，安静多
了，尽管讨论的是数理逻辑之类的东西，但却让家里士放心不少。手抄本“Ｘ”刊物
，应是这时的产物，我没有看过。那时候，我也狂，看不上他们写的东西，宁愿去读
他们手头弄来的书。“Ｘ”是数学上未知数的意思，表示“未知”，不过，后来定罪
时，一定要说这是俄文字母（他们三个人都是学英文的，没学过俄文），是赫鲁晓夫
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实，那时候，他们已不怎么看得上赫鲁晓夫了，刊物中有诗
，有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评论，作者就是他们三个人（？），我二弟文才最好，
他是主笔，他一生狂妄，但和郭感情最好，最谈得来。
就在这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他们被拘捕了，那是1963年的5月17日，到了9月份，罪名
下来，共四条。我只记得前三条：1，组织反革命集团，2，出版非法手抄本刊物，3
，企图偷越国境。"企图"出境，是因为他们仅仅是半开玩笑的议论过（他们的生活，
无疑是上层的精英，可以看内部小说、电影，吃高级宾馆、饭店），如各自从家中偷
些什么东西等等，因为有孙以前的事，这一条当然算。不过，最主要的是前两条。据
说，毛1964年讲革命接班人问题，就与他们直接有关。两个高干子弟被一个反革命子
弟腐蚀了。当然，不止他们，还有别人，也和他们接近（起码，孙的父母，和于立群
，当时都有这想法，尽管我父亲为他们的事，多次给郭沫若写信，请他想办法）。
不过，处理还是"宽大"的。周总理亲自过问，张鹤慈、孙经武各教养二年，郭世英是
后来者，劳教一年。开初，张孙在一起，在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的一袜子（？
）工厂，实在算不得什么，但要求二人不许联系，不许说话。无奈，两个人仍不知天
高地厚，最终，二弟去了延庆砖瓦厂和刑事犯在一起，开始了真正的劳教生活，他老
实了，给家中写信，除了要生活必需品外，只报平安，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自然想知
道他的情形，一次次探亲和打听。有一次他在信的最后引了一首辛稼轩的词：“少年
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时看了，我心中十分难受。
三个人因表现不好分别延长一年劳教。两年后（1965年5月），郭世英出来了，然后
去农大念书，惨死于文革，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了。1966年5月，彭真、罗瑞卿分别主
持的北京市委、公安部都已瘫痪，我二弟只好继续劳改，不久，接到“暂不解除”的
通知，一直“暂”到林彪垮台后的1973年，教养了10年。其间，他从延庆到茶淀，又
到邢台，1973年解除教养后，仍不许离场，除了有每年12天的探亲假和每月10多元的
工资外，仍是劳改犯的待遇。1978年落实政策，对前三年的教养并未改正，因为是总
理的决定，尽管公安部的人向他说，这种事要放在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只对后一段
的教养给予平反。据说那是谢富治等人想用此事整总理（我却以为是为了给谢再加一
罪状）。我二弟既弄不清也不愿多想，只求公安部赶快把他的户口弄回北京，离开那
可怕的农场（当时政策多变，这也颇费了一番周折），毕竟劳改了15年了。
到京后，他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曾说，我比那些共产党员更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
策。……90年代出国，现在墨尔本定居（孙在日本）。出国前，他已结婚，妻子很好
，比他小十三岁，有一个儿子今年上大学。1993年50岁时又有了一个女儿。他无一技
之长（入狱时不足20，出来时已35岁），在澳洲开了家洗衣店，买了一所房子，全为
稻粱谋了，大概算是朱学勤所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吧！
不过，他还关心人文上的事情，也喜欢你的作品，曾和我说过，希望能得到一本您签
名的书，但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写了。我总劝他写，包括他的经历（十年劳教，他和许
多右派曾在一起，如戴煌，每次回国，他都去看他），他反而劝我写我家的一切。可
惜我文笔太差。
收到你的信，我和他通了电话，他的诗、日记全没有了（"日记"没有了，是他不肯写
的主要原因）。他告诉我，Ｘ抄本和他的"日记"，应该是在公安部了，但怕是无法得
到的，因为案子由周总理定，并没有平反，而且若公安部说文革时已全没有了，你也
没办法。他不抱任何希望。
1968年1月，祖父张东荪、父亲张宗炳被捕，不知去向，5年间多方打探，全无音信；
以前我只听说国民党时，被捕的人"失踪"。况且祖父入狱时已82岁。直到1972年底才
知道他们在秦城。父亲早已疯了，奔波多次，方允许监外就医，送进了精神病院，二
叔张宗燧、三叔张宗颖、三婶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身亡，母亲也被送到海淀公安局，关
了近一年，一个堂弟1968年"为父报仇"，判了15年，直到1978年平反。我虽大学毕业
，但因家庭问题，不分配工作，作为下放干部，在农村（京郊）当农民，加上多年的
女朋友不得不离去的失恋，一生也算多磨。1987年妻子又患尿毒症，两次肾移植，经
济困难不说，低三下四求人走后门，十分令人痛苦，有时胜过文革的挨整。夫人今年
初去世。想想我的一家，也许真该写些什么，只是心很难静下来，静下来回首往事，
又夜不能眠，加上工作又忙，去年已该退休，延到今年，尚未退，工作已又找来。
不想今夜心血来潮，乱写一通，字又乱，让你费时间读了，十分抱歉。
饴慈2002，4，25凌晨
记得我第一次去探视二弟，是在延庆。天已经很冷了，砖瓦厂的阴森气氛，至今历历
在目。会见时，边上有监管人员，只能说些"好好改造"之类的话，他阴沉沉的几乎没
说什么。
最后一次探视他是在67年冬，家里出事前（父，母，祖父尚未被捕，二叔也还在）。
到茶淀他的所在地，要步行经过一大片荒地。我堂弟陪我去（半年后，他被判刑15年
）。因为是两个人，谈了几句后，堂弟故意去和监管人员聊天，我乘机告诉二弟，抄
家，三叔三婶自杀的消息。分手时，他为了不让我们见到他难受的样子，抱着我们带
给他的东西，飞奔而去，留下让人酸楚的背影。
1968年后家里事太多了，对他已不能多顾。后来在邢台，是母亲和下放到磁县的小弟
去看过他。──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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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30-2009 05: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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