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群体性事件求解

楚狂接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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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节，显示出“历史惊人的相似”（马克思语）。不过，在“瓮安事件”中，政府
处理及时、担责主动，颇得人心；而此次“石首事件”不仅未能汲取已有经验，反因
地方政府麻木僵化，塞责彷徨，酿成近年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坏、出动警力最多的“
群体性冲突”，使人抱憾之至（参见本期封面报道“石首的愤怒 ”）。甚至新华社
和《人民日报》也分别在专题和“人民时评”上明示褒贬，足见人心向背与官方舆论
在此并无分别。

　　其实，从瓮安到石首一年来，各地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相当频繁接踵而至，造成
全国范围影响的就有十多起，包括西宁及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会宁警民冲突
事件、巴中公交车司机停运事件、南康征税事件、郑州民办教师集体上访事件等。各
地政府在处理方式及能力上，较前些年有明显改进，但仍显示态度、水准、方式各异
，经验和教训都需要总结。以短期论，当前经济危机阴影尚未驱散，又逢建国60周年
之际；以长期言，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为建立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亟需缓释社会积怨
，减少群体性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直面现实，对群体性事件作出更深
入的检省与思考。

　　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虽各有原因，发展进程及规模也并不一样，却存有某些共性
：事情往往起因于单一事件，有时仅是一起治安或者刑事案，却因政府工作人员漠视
当事人基本权利、处理粗暴，致使民怨沸腾，对抗升级；一旦事态急剧扩大，则民生
问题与司法公正问题交织纠结；基层政府此时极易举措失当，擅用警力，进而封锁信
息，其结果当然是抽刀断水，公信力尽失……虽然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总会平息，但不
同的处置手段和持续时间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政治代价，最终检验着领导者的能力和“
执政为民”的诚意，并为政府的公信力留下长久的印记。

　　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解决较好的实例。在不久前的广东韶关工人斗殴及稍早的重庆
等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当地省市政府能直面现实、顺应民意，在事件前期单一矛盾
凸显之时，即通过对话与协商，及时妥善地平息了事端。在年前的“瓮安事件”中，
时至第五天，民众与官方的对立几近失控，已经出现局部暴力。贵州省委书记则洞察
因果，严肃地指出此次事件“表面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
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
生”。“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这
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以此认识，较为果断地对当地相
关主管领导作出处理，进而合理有效地平息了事件。

　可以看出，举凡对群体性事件处理较好的当政者，均能做到公开透明，舆论自由，
特别尊重媒体监督的权利；而钳制舆情不仅招致民众反感，更因信息封锁在互联网时
代的无效性引致流言丛生，真相难辨，几乎必然地激发或扩大群体性冲突。还可以看
出，迷信和滥用警力容易火上浇油，反而激起暴力对抗，纵强行平息事件也会留下巨
大后患；而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对话协商，政府态度包容勇于担责，则大大有助于缓
解矛盾、维持秩序，在事件平息后进入良治。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总会给人们比事件本身更长远、更深刻的教训，基于此，需
要有针对性地革除事件显现的深层次制度积弊，并推而广之；更需要探索减少大规模
群体性冲突、预防冲突升至对抗的机制，求和谐社会之实。

　　前者，意味着群体性事件的解决绝不能满足于权宜之计。政治家愿妥协、善协商
、能对话，但更是重承诺，必须于治标之后立足治本，通过履行承诺、触及根本的制
度改革和创新，解决关乎群众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重建政府公信力。

　　后者，意味着执政方式的改进和民主对话机制的构建。中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类群
体性事件，不仅凸显了社会转轨时期的特征，而且或多或少与政府公权力使用不当、
缺乏监督相关，改进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已经迫在眉睫。在此过程中，应当推进
民主进程，发挥人大和政协应有的作用，建立更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通过工会、
妇联等社会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拓展有效的民意渠道，确保民意表达与对话通道畅
通。

　　法治建设在这一层面具有特殊意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完善的刑事
司法的正当程序，当前法律体系下中国的警权远比成熟法治国家要大，警方和检方因
此在执法过程中更应谦虚谨慎，善用慎用权力，避免粗糙执法助燃民怨。从更广的视
角看，目前各类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主要还是政治性解决，而社会最终需要法治健全这
一最可靠的稳定器。此路漫漫，但可在应对具体社会事件时着力维护司法独立，并建
立正当程序，确保冲突双方平等的控辩交流，进而推进法治建设以竟全功。这意味着
始于足下且持之以恒的努力。■

（本文刊于07月06日出版的2009年第14期《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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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狂接舆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等情节，显示出“历史惊人的相似”（马克思语）。不过，在“瓮安事件”中，政府
处理及时、担责主动，颇得人心；而此次“石首事件”不仅未能汲取已有经验，反因
地方政府麻木僵化，塞责彷徨，酿成近年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坏、出动警力最多的“
群体性冲突”，使人抱憾之至（参见本期封面报道“石首的愤怒 ”）。甚至新华社
和《人民日报》也分别在专题和“人民时评”上明示褒贬，足见人心向背与官方舆论
在此并无分别。

　　其实，从瓮安到石首一年来，各地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相当频繁接踵而至，造成
全国范围影响的就有十多起，包括西宁及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会宁警民冲突
事件、巴中公交车司机停运事件、南康征税事件、郑州民办教师集体上访事件等。各
地政府在处理方式及能力上，较前些年有明显改进，但仍显示态度、水准、方式各异
，经验和教训都需要总结。以短期论，当前经济危机阴影尚未驱散，又逢建国60周年
之际；以长期言，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为建立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亟需缓释社会积怨
，减少群体性冲突。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直面现实，对群体性事件作出更深
入的检省与思考。

　　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虽各有原因，发展进程及规模也并不一样，却存有某些共性
：事情往往起因于单一事件，有时仅是一起治安或者刑事案，却因政府工作人员漠视
当事人基本权利、处理粗暴，致使民怨沸腾，对抗升级；一旦事态急剧扩大，则民生
问题与司法公正问题交织纠结；基层政府此时极易举措失当，擅用警力，进而封锁信
息，其结果当然是抽刀断水，公信力尽失……虽然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总会平息，但不
同的处置手段和持续时间意味着不同的社会政治代价，最终检验着领导者的能力和“
执政为民”的诚意，并为政府的公信力留下长久的印记。

　　我们也看到了许多解决较好的实例。在不久前的广东韶关工人斗殴及稍早的重庆
等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当地省市政府能直面现实、顺应民意，在事件前期单一矛盾
凸显之时，即通过对话与协商，及时妥善地平息了事端。在年前的“瓮安事件”中，
时至第五天，民众与官方的对立几近失控，已经出现局部暴力。贵州省委书记则洞察
因果，严肃地指出此次事件“表面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
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
生”。“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这
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以此认识，较为果断地对当地相
关主管领导作出处理，进而合理有效地平息了事件。

　可以看出，举凡对群体性事件处理较好的当政者，均能做到公开透明，舆论自由，
特别尊重媒体监督的权利；而钳制舆情不仅招致民众反感，更因信息封锁在互联网时
代的无效性引致流言丛生，真相难辨，几乎必然地激发或扩大群体性冲突。还可以看
出，迷信和滥用警力容易火上浇油，反而激起暴力对抗，纵强行平息事件也会留下巨
大后患；而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对话协商，政府态度包容勇于担责，则大大有助于缓
解矛盾、维持秩序，在事件平息后进入良治。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总会给人们比事件本身更长远、更深刻的教训，基于此，需
要有针对性地革除事件显现的深层次制度积弊，并推而广之；更需要探索减少大规模
群体性冲突、预防冲突升至对抗的机制，求和谐社会之实。

　　前者，意味着群体性事件的解决绝不能满足于权宜之计。政治家愿妥协、善协商
、能对话，但更是重承诺，必须于治标之后立足治本，通过履行承诺、触及根本的制
度改革和创新，解决关乎群众长远利益的重大问题，重建政府公信力。

　　后者，意味着执政方式的改进和民主对话机制的构建。中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类群
体性事件，不仅凸显了社会转轨时期的特征，而且或多或少与政府公权力使用不当、
缺乏监督相关，改进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已经迫在眉睫。在此过程中，应当推进
民主进程，发挥人大和政协应有的作用，建立更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通过工会、
妇联等社会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拓展有效的民意渠道，确保民意表达与对话通道畅
通。

　　法治建设在这一层面具有特殊意义。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完善的刑事
司法的正当程序，当前法律体系下中国的警权远比成熟法治国家要大，警方和检方因
此在执法过程中更应谦虚谨慎，善用慎用权力，避免粗糙执法助燃民怨。从更广的视
角看，目前各类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主要还是政治性解决，而社会最终需要法治健全这
一最可靠的稳定器。此路漫漫，但可在应对具体社会事件时着力维护司法独立，并建
立正当程序，确保冲突双方平等的控辩交流，进而推进法治建设以竟全功。这意味着
始于足下且持之以恒的努力。■

（本文刊于07月06日出版的2009年第14期《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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