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亟待蜕变的“中国模式”

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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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传文

　因为适逢新中国成立一甲子，“中国模式”再度成为年度盘点、舆论争议的话题。其实，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模式”向来十分关注，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一次的争
论跟以往不一样，以往多局限在经济成就，而这次则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升级成为“路线
”之争。

　　“中国模式”的倡导者认为，“中国模式”已具备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形态相提
并论的重要价值，其中不仅仅有中国学者，还有国外拥泵，以至于部分中国人认为是西方在
“捧杀”中国。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曾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模
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
了。英国《卫报》也认为，中国的成功故事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
的挑战”。

　　而持保留态度的人则质疑：中国高代价的发展能否成为一种模式？GDP经济对认知中国
是否产生了误区？“中国模式”是不是歧路一条？

嬗变的“中国模式”

　　事实上，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疑问和争论，“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是成立的。它全然不同
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全然不同于寻求依靠外向侵略的法西斯主义，它是由共产
党国家政权衍变改革而来，同时又因为稳妥的经济转型而不同于苏俄、东欧的民主化路径。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它的确是一朵奇葩，体现了中国人智慧和承担现代化转型代价的能力
。中立客观的观察和分析“中国模式”，或许可以为人类知识谱系增加新的内容。

　　人们常常把改革后的三十年的经济成功概括为“中国模式”，事实上，改革时代的成功
不是无来由的，离不开此前三十年的工业基础体系和重大的科技突破。当然，前三十年与后
三十年，从计划管制到市场经济，“中国模式”历经了大跨越和改变。前后三十年，发展都
伴随着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以剥夺部分或多数群体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为共同特征，前三十
年是剥夺农民，后三十年是剥夺工人和农民工。

　　但这两个三十年，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政策调整一直贯穿始终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按需要进行政策调整也是常见的事情。邓小平时代，摸着石头
过河的话语体系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他也因为经验主义而功成名就。不断改变政策，是中
国发展的主线，是在崩溃边缘屡获生机的原因。

　　根据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凝结新共识，做出政策调整，是“中国模式”得以维系发展
的根本。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追求制度创新。

　　哲学家李泽厚最近在接受访问时提到，他主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
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此话不可谓不尖锐。“
中国要过封建资本主义这一关”，无疑是对“中国模式”经过嬗变之后最切中时弊的概括—
—越界的政府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然是利益集团的割据。


制度化进程大大落后

　　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很多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金融危机下，好
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控制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面对严重
的潜在危机，中共党内能否形成新的共识，将决定“中国模式”的未来。

　　而在如何建立中国政治文明的内核这个关键问题上，既不能随大流，也不可盲目自信，
看不到目前的压力。已有的研究表明，将政治发展一般理解为政治民主化，这个观点不是时
时都成立的，因为根据特定国家所处状况和条件不同，核心可能是民主化，也可能是制度化
。

　　但即使不以民主化标准做衡量，中国的制度化进程也已大大落后了。比如以腐败为例，
一个国家若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据本国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建立起防范腐败的有效制度
与机制，就会造成最可怕的结果，官员内部形成一种庇护网结构，导致群体性腐败。这种庇
护网结构将进一步导致制度供给的缺乏。想想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就知道中国制度化水平之低
，作为最低成本最有效的防腐制度，中国已经提倡了多少年，为何却到现在还是化为泡影？


　　中国的自信来自于敢于尝试，敢于接受挑战而做出改变，而非来自历史的辉煌。眼见它
起高楼，眼见它楼塌了，一直是中国历史难以逃离的宿命，我想今天的中国还真不知道能否
逃出这样的宿命。如果不指出“中国模式”的巨大缺陷和危机，只是跟西方模式单纯一比高
下，解胸中之抑郁，获得精神之胜利，则“中国模式”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品。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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