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一种价值 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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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你是"御用学者"。

何新：(笑)御用，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嘛。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

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足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作出榜样。试问屈原要什么回报？文天祥要什么回报？岳飞要什么回报？司马迁要什么回报？闻一多要什么回报？有人说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种价值。不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必要时甚至要求个人甘愿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如何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

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那些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似乎认为我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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