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是至今不知天命的好人/冯崇义

Y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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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与一南开校友小叙，谈到近来互联网上对校友温家宝日益增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这些批评和讽刺，主要集中在能力和德性这两个方面，不仅认为温某乃无能之辈，只会办小事、说空话，而且认为温某是个伪君子，惯于用虚情假意的眼泪作秀、骗取同情，他那些反腐倡廉、颂扬自由民主的言谈也都不过是政治秀。
  

    　　这样解读温家宝，非常不利于他与民间的良性互动，似乎也有欠公允。在我看来，温某所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魄力；他有关自由、民主和民生的大胆言说，本身就是重大行动(speech-act)，不能贬为空言；温某两眼常含泪水，绝非都是作秀，而多是真情流露连作秀用的也是真情。温家宝的不幸在于，由于知识结构和魄力上的欠缺，他不知道他的历史使命（天命），更谈不上捉住机会为这种使命拼死一搏。
    　　

“平民总理”牢骚满腹
    　　
    　　温家宝是来自民间的“布衣宰相”（“平民总理”）。他的这种不同于世袭权贵的身份与经历，至少有两点可资论列。其一，温家宝“有才”。专制政治是一种逆淘汰机制，自动地淘汰出类拔萃、棱角丰满的才俊，智勇双全的旷世之才没有机会在党国中成长起来。但是，论个人才干，温家宝确实是当今党国官僚中的佼佼者。他没有得益于任何特殊关系的荫庇，在对党国的政治忠诚方面也没有过人之处，他的升迁靠的是能力与机遇。特别是他因为在中央办公厅担任要职期间跟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失势的总书记多少有些瓜葛，若不是有过硬的能力和处世本事，在反胡赵的时期升到总理高位，根本不可想象。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温家宝应该说是颇得南开真传。他在追求公德和卓越能力方面，有明显的成就。别的不说，温家宝在言谈举止中所展示的人文知识修养，足可使很多文科教授汗颜。他2006年11月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那篇讲话，对古今中外几十种经典著作和古今中外几十名作家，旁征博引、随手拈来，其娴熟程度连当代文学界高人沙叶新也叹为观止，足显其读书之博、记忆之强、积学之厚、绝顶聪明。特别令高人沙叶新惊叹的是，温家宝在这篇讲话讲话中引述了一些中共党内高层视为异端的人物与言论，诸如赵丹的临终遗言、冰心的“风骨”、巴金的《随想录》、吴祖光和新凤霞的蒙难。（沙叶新：《我在香港学习温总理讲话》）南开的“日新月异”之训，要求的是及时更新知识、及时革故鼎新。温家宝上任以来，也不乏对中国落后于时代并充满危机的忧患意识，只是迄今没有采取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故鼎新的举措。
   
    　　其二，温家宝与世袭权贵有隔阂。按照高新的观察与研究，江泽民对温家宝有知遇之恩。（高新：《温家宝传》）温家宝当上总理之后，与江泽民及江系人马多有龃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清廉的平民总理与贪腐的世袭权贵之争。坊间关于温家宝家属贪腐的传闻也并不少，甚至还有人还将温家宝称为“贪官污吏的总头目”。但是，这类传闻或者是温家宝的上层政敌故意造谣惑众、混淆视听，或者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确实依据。温家宝属于古来中国注重清誉、严于律已的那一类官员。其夫人张培莉曾卷入珠宝生意，为了避嫌，温家宝足遍五大洲而从未携带夫人同行，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已经分居。其子温云松既不走从政之路乘机升官发财，也不当国企老板仗势欺行霸市，而是自我创业、自谋生路，并没有违纪牟利之举。坊间关于温云松接受某保险公司巨额资金的指控，不可当真。温家宝在处理周正毅案、陈良宇案及其它贪腐案件中的举措，得罪了不少人。温家宝在官民冲突的一些场合，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说话，也难免会令一些官员咬牙切齿。其结果，便是温家宝虽贵为总理，但在党国官场势孤力薄。这样，他就只能可怜巴巴地替农民工“讨”薪，而不能义正词严地命令拖欠农民工血汗工资的企业付工钱；他就只能常常在一些救灾前线说一些空话和套话，而不能命令当地官府全力以赴；他就只能牢骚满腹地央求“人民”军队的将官们“看着办”，而不能坚决要求“人民养”的军队尽心尽力帮助人民抗震救灾。
   

不知天命、错失良机
   
    　　温家宝好像确实很无奈。今年2月27日，温家宝上网接受网民在线访谈时说，“我的心情确实不那么紧张，倒有一种十分珍惜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惆怅落寞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温家宝当上总理已经七年有余，整个说来只是“好施小惠、不行大义”。他只是将精力全部集中于具体事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总揽全局、从体制上入手来解决党国体制所衍生的千头万绪的问题，疲于奔命而不得要领。对比那些浑浑噩噩、贪赃枉法的官僚，对比那些狂妄无知、以“大国崛起”来自欺欺人的官僚，温家宝保持着关心民间疾苦的良知、清廉正派的品格、清醒的忧患意识。他深知中国吏治腐败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深知中国社会缺乏公平和公正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深知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深知中国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贫困和痛苦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按照温家宝的智商与情商也可以断定，他深知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忧患，包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的掠夺性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他深知吏治腐败、两极分化、破坏环境、耗费资源等种种病弊在现有体制之下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也就是因为缺乏“治理”这些问题的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已经失控。（参阅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他深知他的政府所采取的种种应急措施只是杯水车薪而无补于大局。但是，温家宝仍然没有在改进制度方面有任何作为，尽管在2003年就曾有“胡温新政”的呼声。2003年由孙志刚案引发的良性官民互动，导致国家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部门联手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一恶法。如果胡锦涛、温家宝能够以此为契机，乘风破浪，从保障人权、维护基本公民权利入手，系统清理那些有害于基本公民权利的行政条例和恶法，中国的法治和宪政民主秩序现在当已理出头绪。温家宝2003年以来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与那些浑浑噩噩、贪赃枉法、狂妄无知的党国官僚们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共性，带着共同心愿去维护现政权和现存体制的稳定与延续。
   
    　　由是观之，温家宝这位南开校友的致命弱点是不知天命，不知他的使命何在，因而不断地错过机会、虚掷光阴，兢兢业业而成就甚微。温家宝及当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其天命（历史使命）绝不是长吁短叹、徒喊奈何，更不是维护被历史所淘汰的党国体制、延长一党专政的寿命。当代中国的仁人志士的天命（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也就是实现新历史条件下的“变法”和“改制”，结束一党专政，完成一百多年来中国数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宪政民主大业，使中国告别野蛮落后而与世界文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使中国化解民主国家的包围和防范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使中国顺利地实现统一并更好地维持统一。（参阅冯崇义、杨恒均：《中共的命运和胡温的使命》）光指责温家宝等人懦弱是不够的，他们的无所作为，并不都是因为懦弱。吾国古来就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并非都是懦弱之辈，连出于愚忠而撞死于宫廷朝柱上的士大夫也不乏其人，舍身取义的壮士有如群星璀璨。能否采取果敢行动，问题在于能否把握天命，能否认识值得他们为之献身的目标。
   
    　　温家宝等人知道的信息很多，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已经发现，长期接受扭曲、错乱的信息会导致“脑残”，就像中了病毒的电脑一样发生错乱，无法正常地处理信息，有时甚至必须进行“格式化”才能消除病毒恢复正常。当代党国要人们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有目共睹。他们所受的党化教育给他们带来的是极为畸形的知识结构，使得作为人类现代文明之基石的自由主义理论没有成为他们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宪政民主的价值形成可怕的认知障碍。党国六十年来依靠“专政”的暴力对知识和信息进行阉割和过滤，对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进行阉割使之成为精神和思想上的“阉人”，对中华民族心智的破坏，罪孽深重。党国曾全面妖魔化“旧社会”，歪曲事实而编造出关于刘文才、周扒皮、南霸天之类的残忍故事，将中国历史上的富人都说成魔鬼，而使“全国人民”相信靠暴力起家并靠暴力维持特权的当朝人物才是天使；党国曾全面妖魔化西方发达国家，而使“全国人民”相信那里的资本主义和“假民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使“全国人民”在受到党国随意驱使奴役时幸福得热泪盈眶，就象今天北朝鲜的人民仍然表现的那样；党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所长期灌输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一仇恨话语，使很多愤青愤老迄今无法正常地看待正常的对外贸易和交往；党国不断变换主题和打击对象的阶级斗争话语和“维稳”话语，更使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总是跟着党国的指挥棒去仇恨和打击那些被贴上“国家敌人”标签的无辜同胞，残忍无道而又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们的同等国民待遇。长期的精神阉割，受害者绝不仅仅是普通“人民”，党国要人往往受害更深。对中华民族来说，告别精神阉割所造成的荒唐思维惯性和“党国逻辑”，恢复正常心智，刻不容缓。
   
    　　当我使用“变法”、“改制”这一类概念的时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近代中国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的确，“变法”、“改制”这一类概念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曾经是时代的强音，清末士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就已开始为中国的宪政而奋斗，而后更有清王朝的“立宪”和孙中山等人彻底颠覆“家天下”而“创立民国”、“实现共和”。如果国人不是阴错阳差地受苏俄的列宁等那些不诚实的布尔什维克的毒害，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告别了专制的“家天下”之后再闹出更为专制的“党天下”来，无论如何也早就生活在宪政民主的现代文明制度之中了。党化教育所造成的一些愚昧相当奇怪。国人反对专制而赞同民主，但一旦将党国专制说成一种“新的民主”，立马热烈拥抱；直接攻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理念，很多国人都会反感，但以攻击“全盘西化”和“普世价值”的方式来攻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理念，很多国人就不仅不反感，而且觉得理直气壮。“党天下”明明是从苏俄武装走私进来的毒物，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中国特色”连坚持；宪政民主明明是全世界所有文明民族都走的正道，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邪路”来封锁；明明是公然违反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现存等级专制秩序，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自欺欺人；明明是公然以一党专制的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来扭曲扰乱市场经济，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大吹大擂。“社会主义”被扭曲成一党专政的同义词和维护落后的辩护词，中国和中国人之不幸，莫此为甚！人们真的难以理解，以我南开校友温家宝及其他党国要人之智商，何至于糊涂如斯！
   

既往不咎、来者可追
   
    　　恐怕很多人会说，温家宝等人维护一党专政而抵制宪政民主，只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由“屁股决定脑袋”，由他们在党国体制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要拼死维护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这种观点初看起来很深刻，但我素来反对历史决定论和诸如此类的“阶级分析”。历史上从专制体制中冲杀出来的开明人士不计其数，从既得利益集团中觉悟起来的先驱人物不计其数，从专制政权通过妥协而和平地转变为民主政权的例子也不计其数。在苏联东欧埋葬党国体制的过程中，党国要人在关键时刻都纷纷顺应潮流和时势站到了历史的正确一边，负隅顽抗、拼死维护党国体制的，只有齐奥塞斯库等个别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社会个体具有超越能力，生平志向与人生选择并非先定。杰出人物完全能够成为“超越者”（王力雄曾提倡“超越者联盟”，见王力雄：《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超越眼前利益和本阶级偏见而追求真理和更大的善。
   
    　　网上流行的一篇《社会主义宣言》这样描述当今中国的现实：“贪腐无度、傲慢的官僚，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资本家，失去了道德和信仰的知识分子，为了基本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大众，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权力所支配的资本像四处漫溢的洪流，以全面性水土流失的代价制造了一片沙滩上的绿洲，官僚集团与学术精英结成联盟控制了社会的命脉，腐败制度化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共识，被剥夺、被忽略者眼中的冷漠与无奈正在变成仇恨与嘲讽，这便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图景；官员不再忠诚，工人不再勤恳，农民不再朴实，老师放弃了尊严，学生没有了激情，所有美好、高尚的价值都遭到轻蔑，投机的、市侩主义的人生哲学成为唯一的信仰，这便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这样一种描述在某些方面或有过于愤世嫉俗之嫌，但离中国的现实不会太远，甚至还没有将政治迫害和政治高压列入其中。“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溃败”可以说是对这种描述的理论概括，民怨沸腾和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则可视为这种描述和理论的注脚。
    　　
    　　针对这种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和末世景象，党国庸人们顽固地全力“维稳”，但也激发出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因应之道。一种是民粹主义的因应之道或情绪宣泄，仇富裹挟着仇官，甚至于仇洋、仇智。民粹主义者们将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不公的根源，既以劫富济穷相号召，又连做梦都渴求发家致富；既无限地美化“人民”，又狂热地呼唤领袖、神化领袖、装扮领袖。（参阅吴稼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一些富于心机的政客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威力”，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威力”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工人共产党、《乌有之乡》网站、以及一些“新左派”人士，将等级森严、残忍无道、蒙昧无知、民众赤贫如洗的毛泽东时代幻化成平等、高尚、幸福的天堂，借以宣泄对现实的愤懑。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出身太子党、在文革红潮中深受迫害而在涉足官场以来一直借助黑道之嫌的薄熙来，居然铤而走险，在重庆大举“唱红打黑”以争取民心。
   
    　　追求社会公正的底层抗争，具有神圣的正义性。但是，民粹主义的致命伤在于，经济上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政治上反议会民主（宪政民主），与人类现代文明基本抵触，根本无法为底层社会和民众利益找到出路。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框架下的民粹主义，可以发挥补充性的有益作用，以民粹主义来抵消或摧毁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则将万劫不复。
   
    　　与民粹主义形成对照的是自由主义的因应之道。当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学派，阵容庞大、群星灿烂，从政治主张到学理阐发，都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个学派秉承个人平等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真传，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病弊的基本根源是一党专政的落后政治体制，认为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是吏治腐败、两极分化和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法治建设等等方面都无法走上正轨的总根，因而坚决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归纳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而直接面对朝野上下社会大众的最佳通俗版本，莫过于《零八宪章》。这份文献所阐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个基本理念和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等十九项主张，虽然在精确性和全面性等方面仍有可议之处，但基本上汇集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成果。中共党内自由主义的一些领袖人物，出于策略考虑不在这份文献上签名。但是，诸如朱厚泽对“权为民所授”的呼吁、李锐对“宪政大开张”的期许、江平对“私权”和“法治”的呐喊、吴敬琏对“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唤，他们的思想主张也都体现于《零八宪章》之中。
    　　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温家宝在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彷徨徘徊。近年来温家宝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赞赏，常常语惊四座。在2007年2月26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温家宝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在2007年3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家宝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认同，掷地有声，向世人透露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但是，温家宝在落实这些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又几乎毫无建树。他似乎不明白，落实公平的财产权以及其它方面的平等权利，是全面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往往沿着民粹主义的思路，将政府恩赐的福利抵消公民权利的落实。他可以在广大农民抗捐抗税的压力下减免农业税，却拒绝先进农民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拒绝废除取消极不平等的户口制度；由于屈从于保护“公有制”（实际上是体现权贵垄断经济“官府所有制”）的民粹主义呼声，温家宝在总理任上不但没有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反而为祸国殃民的“国进民退”推波助澜。他似乎也不明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是公民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而且为有效低监督和制约政府所必不可少，没有着手落实这些公民权利，而是热衷于“体察民情”的信访和“平息民愤”的表演性惩治腐败。
    　　当然，在现在的党国寡头制权力格局中，温家宝会遇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的困惑。那些因为黑幕丑闻缠身而对民主化深怀恐惧的“常委”，难免会与温家宝同床异梦。比如，分管意识形态大权的李长春不仅封杀普通民众的言论，甚至也封杀温家宝关于自由民主的言论、组织人马围攻温家宝所公开赞赏的“普世价值”；分管政法大权的周永康，不断部署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间NGO的严厉打击。
    　　正因为有这样的内部掣肘和官僚集团的抵制，改革大业才那么崇高、那么需要勇气和魄力。是否温家宝已注定无所作为？赵紫阳下野之后曾对温家宝这一昔日下属下过这样的断语：“胡和温都是好人，但都缺乏理念，缺乏历史抱负和眼光”（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344页）。这样的断语自是中肯，但一个人要到盖棺才能论定。赵紫阳本人也是到政治生命的最后岁月才确立起对议会民主的理念。温家宝毕竟是在位总理，在党国正式的权力机构中排列于第三位（其实总理的实际权力远远大于人大委员长），任期也还有两三年。如果他能与党国开明势力联手奋力一搏，并与民间健康力量良性互动，或许还能扭转乾坤、开辟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局面。他这样作当然有些风险，但天底下哪里会有零风险的大事业？对温家宝个人而言，他的风险又能有多大呢？改革事业不成功，确实有可能会让他下台。但他不是再有两三年就终究要退职下台吗？他不是常常引述林则徐的诗句以明其志，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吗？他不是常常引述王安石的名言以壮其胆，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吗？那么，温家宝何以牢骚满腹而无所作为呢？既然成功不必在我，缘何不大胆尝试？既然没有尝试，又能焉知成败？
    　　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党国权贵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垄断格局，不会长命百岁。而且，我具有悠久历史和智慧的中华民族，决不是只会在专制政治和天下大乱（无政府状态）两条死路之间选择。古今中外历史的演进和这三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都再也明白不过地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文化。违反市场经济的“国进民退”是一条邪路，违反民主政治的一党专政更是走邪路。中国实现宪政转型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就具备，包括初具绉型的市场经济、普遍觉醒的公民权利意识、高度发达的交通和媒体等等。中国宪政转型的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正是朝野上下有识之士为疏通这两个死湖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国民间也已经更加成熟，绝不会再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拒绝配合赵紫阳等党内健康开明力量那样幼稚可笑。只要温家宝或任何党内开明人士作出变法改制的努力，都会得到民间的全力支持。有识之士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
   
    　　当历史任务已经很明确地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解决历史任务的条件也已清晰地出现于地平线。实际上，温家宝有几条现成稳妥的路径推进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事业。一条是在他所分管的经济领域，坚定不移地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既然认定了市场经济这条路，至少也应该落实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私有产权（包括土地资产和金融资产）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基础性作用。对土地及其它支配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官府垄断，既违反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造成不公和腐败。国人在党国前三十年的不断折腾中穷怕了，在这后三十年，一当党国稍微松绑、一定程度上允许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人的致富欲望、致富动力和致富能力便象火山一样迸发，并且借助全球化和技术、产业大转移的东风，创造出惊人的财富。遗憾的是，党国一党专政的权力格局没有改变，官府支配关键资源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市场经济被惊人地扭曲，形成官僚统治集团的结构性寻租和腐败、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公、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对弱势群体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对生态环境的自杀性破坏。中华民族没有理由不对这种腐朽落后而又不公不义的党国体制作一了断。
   
    　　另一条路是支持民间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并与维权律师配合，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改革路径，通过修改或废除有违宪法和法治精神的行政条例及其它恶法，一箭双雕地民主和法治。2003年由清理和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开了一个好头。应该立即清理或废除的“恶法”至少包括：户籍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城管制度、《刑法》中歧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条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所谓“恶法”，就是违反法治精神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只有依照法治精神对这些恶法进行系统的清理，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限制政府权力、制约黑恶势力、保护公民神圣权利和利益的工具，才能确立起公民对法律和法治的信心，才能将中国真正建立成为公正和谐、文明有序的现代社会。
    　　　　
    　　校友温家宝尚可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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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与一南开校友小叙，谈到近来互联网上对校友温家宝日益增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这些批评和讽刺，主要集中在能力和德性这两个方面，不仅认为温某乃无能之辈，只会办小事、说空话，而且认为温某是个伪君子，惯于用虚情假意的眼泪作秀、骗取同情，他那些反腐倡廉、颂扬自由民主的言谈也都不过是政治秀。
  

    　　这样解读温家宝，非常不利于他与民间的良性互动，似乎也有欠公允。在我看来，温某所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魄力；他有关自由、民主和民生的大胆言说，本身就是重大行动(speech-act)，不能贬为空言；温某两眼常含泪水，绝非都是作秀，而多是真情流露连作秀用的也是真情。温家宝的不幸在于，由于知识结构和魄力上的欠缺，他不知道他的历史使命（天命），更谈不上捉住机会为这种使命拼死一搏。
    　　

“平民总理”牢骚满腹
    　　
    　　温家宝是来自民间的“布衣宰相”（“平民总理”）。他的这种不同于世袭权贵的身份与经历，至少有两点可资论列。其一，温家宝“有才”。专制政治是一种逆淘汰机制，自动地淘汰出类拔萃、棱角丰满的才俊，智勇双全的旷世之才没有机会在党国中成长起来。但是，论个人才干，温家宝确实是当今党国官僚中的佼佼者。他没有得益于任何特殊关系的荫庇，在对党国的政治忠诚方面也没有过人之处，他的升迁靠的是能力与机遇。特别是他因为在中央办公厅担任要职期间跟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失势的总书记多少有些瓜葛，若不是有过硬的能力和处世本事，在反胡赵的时期升到总理高位，根本不可想象。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温家宝应该说是颇得南开真传。他在追求公德和卓越能力方面，有明显的成就。别的不说，温家宝在言谈举止中所展示的人文知识修养，足可使很多文科教授汗颜。他2006年11月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那篇讲话，对古今中外几十种经典著作和古今中外几十名作家，旁征博引、随手拈来，其娴熟程度连当代文学界高人沙叶新也叹为观止，足显其读书之博、记忆之强、积学之厚、绝顶聪明。特别令高人沙叶新惊叹的是，温家宝在这篇讲话讲话中引述了一些中共党内高层视为异端的人物与言论，诸如赵丹的临终遗言、冰心的“风骨”、巴金的《随想录》、吴祖光和新凤霞的蒙难。（沙叶新：《我在香港学习温总理讲话》）南开的“日新月异”之训，要求的是及时更新知识、及时革故鼎新。温家宝上任以来，也不乏对中国落后于时代并充满危机的忧患意识，只是迄今没有采取大刀阔斧地进行革故鼎新的举措。
   
    　　其二，温家宝与世袭权贵有隔阂。按照高新的观察与研究，江泽民对温家宝有知遇之恩。（高新：《温家宝传》）温家宝当上总理之后，与江泽民及江系人马多有龃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清廉的平民总理与贪腐的世袭权贵之争。坊间关于温家宝家属贪腐的传闻也并不少，甚至还有人还将温家宝称为“贪官污吏的总头目”。但是，这类传闻或者是温家宝的上层政敌故意造谣惑众、混淆视听，或者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确实依据。温家宝属于古来中国注重清誉、严于律已的那一类官员。其夫人张培莉曾卷入珠宝生意，为了避嫌，温家宝足遍五大洲而从未携带夫人同行，甚至有传闻说他们已经分居。其子温云松既不走从政之路乘机升官发财，也不当国企老板仗势欺行霸市，而是自我创业、自谋生路，并没有违纪牟利之举。坊间关于温云松接受某保险公司巨额资金的指控，不可当真。温家宝在处理周正毅案、陈良宇案及其它贪腐案件中的举措，得罪了不少人。温家宝在官民冲突的一些场合，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说话，也难免会令一些官员咬牙切齿。其结果，便是温家宝虽贵为总理，但在党国官场势孤力薄。这样，他就只能可怜巴巴地替农民工“讨”薪，而不能义正词严地命令拖欠农民工血汗工资的企业付工钱；他就只能常常在一些救灾前线说一些空话和套话，而不能命令当地官府全力以赴；他就只能牢骚满腹地央求“人民”军队的将官们“看着办”，而不能坚决要求“人民养”的军队尽心尽力帮助人民抗震救灾。
   

不知天命、错失良机
   
    　　温家宝好像确实很无奈。今年2月27日，温家宝上网接受网民在线访谈时说，“我的心情确实不那么紧张，倒有一种十分珍惜的感情，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机会不多了”，惆怅落寞之情溢于言表。但是，温家宝当上总理已经七年有余，整个说来只是“好施小惠、不行大义”。他只是将精力全部集中于具体事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没有总揽全局、从体制上入手来解决党国体制所衍生的千头万绪的问题，疲于奔命而不得要领。对比那些浑浑噩噩、贪赃枉法的官僚，对比那些狂妄无知、以“大国崛起”来自欺欺人的官僚，温家宝保持着关心民间疾苦的良知、清廉正派的品格、清醒的忧患意识。他深知中国吏治腐败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深知中国社会缺乏公平和公正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深知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深知中国弱势群体和下层民众贫困和痛苦的严重程度和普遍程度。按照温家宝的智商与情商也可以断定，他深知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忧患，包括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的掠夺性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他深知吏治腐败、两极分化、破坏环境、耗费资源等种种病弊在现有体制之下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也就是因为缺乏“治理”这些问题的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已经失控。（参阅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他深知他的政府所采取的种种应急措施只是杯水车薪而无补于大局。但是，温家宝仍然没有在改进制度方面有任何作为，尽管在2003年就曾有“胡温新政”的呼声。2003年由孙志刚案引发的良性官民互动，导致国家行政、司法和立法三个部门联手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一恶法。如果胡锦涛、温家宝能够以此为契机，乘风破浪，从保障人权、维护基本公民权利入手，系统清理那些有害于基本公民权利的行政条例和恶法，中国的法治和宪政民主秩序现在当已理出头绪。温家宝2003年以来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与那些浑浑噩噩、贪赃枉法、狂妄无知的党国官僚们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共性，带着共同心愿去维护现政权和现存体制的稳定与延续。
   
    　　由是观之，温家宝这位南开校友的致命弱点是不知天命，不知他的使命何在，因而不断地错过机会、虚掷光阴，兢兢业业而成就甚微。温家宝及当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其天命（历史使命）绝不是长吁短叹、徒喊奈何，更不是维护被历史所淘汰的党国体制、延长一党专政的寿命。当代中国的仁人志士的天命（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也就是实现新历史条件下的“变法”和“改制”，结束一党专政，完成一百多年来中国数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宪政民主大业，使中国告别野蛮落后而与世界文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使中国化解民主国家的包围和防范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使中国顺利地实现统一并更好地维持统一。（参阅冯崇义、杨恒均：《中共的命运和胡温的使命》）光指责温家宝等人懦弱是不够的，他们的无所作为，并不都是因为懦弱。吾国古来就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并非都是懦弱之辈，连出于愚忠而撞死于宫廷朝柱上的士大夫也不乏其人，舍身取义的壮士有如群星璀璨。能否采取果敢行动，问题在于能否把握天命，能否认识值得他们为之献身的目标。
   
    　　温家宝等人知道的信息很多，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使命。人们已经发现，长期接受扭曲、错乱的信息会导致“脑残”，就像中了病毒的电脑一样发生错乱，无法正常地处理信息，有时甚至必须进行“格式化”才能消除病毒恢复正常。当代党国要人们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有目共睹。他们所受的党化教育给他们带来的是极为畸形的知识结构，使得作为人类现代文明之基石的自由主义理论没有成为他们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宪政民主的价值形成可怕的认知障碍。党国六十年来依靠“专政”的暴力对知识和信息进行阉割和过滤，对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进行阉割使之成为精神和思想上的“阉人”，对中华民族心智的破坏，罪孽深重。党国曾全面妖魔化“旧社会”，歪曲事实而编造出关于刘文才、周扒皮、南霸天之类的残忍故事，将中国历史上的富人都说成魔鬼，而使“全国人民”相信靠暴力起家并靠暴力维持特权的当朝人物才是天使；党国曾全面妖魔化西方发达国家，而使“全国人民”相信那里的资本主义和“假民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使“全国人民”在受到党国随意驱使奴役时幸福得热泪盈眶，就象今天北朝鲜的人民仍然表现的那样；党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所长期灌输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一仇恨话语，使很多愤青愤老迄今无法正常地看待正常的对外贸易和交往；党国不断变换主题和打击对象的阶级斗争话语和“维稳”话语，更使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总是跟着党国的指挥棒去仇恨和打击那些被贴上“国家敌人”标签的无辜同胞，残忍无道而又理直气壮地剥夺他们的同等国民待遇。长期的精神阉割，受害者绝不仅仅是普通“人民”，党国要人往往受害更深。对中华民族来说，告别精神阉割所造成的荒唐思维惯性和“党国逻辑”，恢复正常心智，刻不容缓。
   
    　　当我使用“变法”、“改制”这一类概念的时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近代中国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的确，“变法”、“改制”这一类概念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曾经是时代的强音，清末士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就已开始为中国的宪政而奋斗，而后更有清王朝的“立宪”和孙中山等人彻底颠覆“家天下”而“创立民国”、“实现共和”。如果国人不是阴错阳差地受苏俄的列宁等那些不诚实的布尔什维克的毒害，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告别了专制的“家天下”之后再闹出更为专制的“党天下”来，无论如何也早就生活在宪政民主的现代文明制度之中了。党化教育所造成的一些愚昧相当奇怪。国人反对专制而赞同民主，但一旦将党国专制说成一种“新的民主”，立马热烈拥抱；直接攻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理念，很多国人都会反感，但以攻击“全盘西化”和“普世价值”的方式来攻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理念，很多国人就不仅不反感，而且觉得理直气壮。“党天下”明明是从苏俄武装走私进来的毒物，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中国特色”连坚持；宪政民主明明是全世界所有文明民族都走的正道，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邪路”来封锁；明明是公然违反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现存等级专制秩序，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自欺欺人；明明是公然以一党专制的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来扭曲扰乱市场经济，却至今仍被党国领导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大吹大擂。“社会主义”被扭曲成一党专政的同义词和维护落后的辩护词，中国和中国人之不幸，莫此为甚！人们真的难以理解，以我南开校友温家宝及其他党国要人之智商，何至于糊涂如斯！
   

既往不咎、来者可追
   
    　　恐怕很多人会说，温家宝等人维护一党专政而抵制宪政民主，只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由“屁股决定脑袋”，由他们在党国体制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要拼死维护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这种观点初看起来很深刻，但我素来反对历史决定论和诸如此类的“阶级分析”。历史上从专制体制中冲杀出来的开明人士不计其数，从既得利益集团中觉悟起来的先驱人物不计其数，从专制政权通过妥协而和平地转变为民主政权的例子也不计其数。在苏联东欧埋葬党国体制的过程中，党国要人在关键时刻都纷纷顺应潮流和时势站到了历史的正确一边，负隅顽抗、拼死维护党国体制的，只有齐奥塞斯库等个别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社会个体具有超越能力，生平志向与人生选择并非先定。杰出人物完全能够成为“超越者”（王力雄曾提倡“超越者联盟”，见王力雄：《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超越眼前利益和本阶级偏见而追求真理和更大的善。
   
    　　网上流行的一篇《社会主义宣言》这样描述当今中国的现实：“贪腐无度、傲慢的官僚，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的资本家，失去了道德和信仰的知识分子，为了基本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大众，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权力所支配的资本像四处漫溢的洪流，以全面性水土流失的代价制造了一片沙滩上的绿洲，官僚集团与学术精英结成联盟控制了社会的命脉，腐败制度化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共识，被剥夺、被忽略者眼中的冷漠与无奈正在变成仇恨与嘲讽，这便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政治图景；官员不再忠诚，工人不再勤恳，农民不再朴实，老师放弃了尊严，学生没有了激情，所有美好、高尚的价值都遭到轻蔑，投机的、市侩主义的人生哲学成为唯一的信仰，这便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这样一种描述在某些方面或有过于愤世嫉俗之嫌，但离中国的现实不会太远，甚至还没有将政治迫害和政治高压列入其中。“权贵资本主义”和“社会溃败”可以说是对这种描述的理论概括，民怨沸腾和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则可视为这种描述和理论的注脚。
    　　
    　　针对这种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和末世景象，党国庸人们顽固地全力“维稳”，但也激发出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因应之道。一种是民粹主义的因应之道或情绪宣泄，仇富裹挟着仇官，甚至于仇洋、仇智。民粹主义者们将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不公的根源，既以劫富济穷相号召，又连做梦都渴求发家致富；既无限地美化“人民”，又狂热地呼唤领袖、神化领袖、装扮领袖。（参阅吴稼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一些富于心机的政客看到了民粹主义的“威力”，已经开始利用这种“威力”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工人共产党、《乌有之乡》网站、以及一些“新左派”人士，将等级森严、残忍无道、蒙昧无知、民众赤贫如洗的毛泽东时代幻化成平等、高尚、幸福的天堂，借以宣泄对现实的愤懑。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出身太子党、在文革红潮中深受迫害而在涉足官场以来一直借助黑道之嫌的薄熙来，居然铤而走险，在重庆大举“唱红打黑”以争取民心。
   
    　　追求社会公正的底层抗争，具有神圣的正义性。但是，民粹主义的致命伤在于，经济上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政治上反议会民主（宪政民主），与人类现代文明基本抵触，根本无法为底层社会和民众利益找到出路。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框架下的民粹主义，可以发挥补充性的有益作用，以民粹主义来抵消或摧毁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则将万劫不复。
   
    　　与民粹主义形成对照的是自由主义的因应之道。当代中国思想和学术界的自由主义学派，阵容庞大、群星灿烂，从政治主张到学理阐发，都已形成完整的体系。这个学派秉承个人平等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真传，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病弊的基本根源是一党专政的落后政治体制，认为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是吏治腐败、两极分化和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法治建设等等方面都无法走上正轨的总根，因而坚决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归纳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而直接面对朝野上下社会大众的最佳通俗版本，莫过于《零八宪章》。这份文献所阐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个基本理念和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等十九项主张，虽然在精确性和全面性等方面仍有可议之处，但基本上汇集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成果。中共党内自由主义的一些领袖人物，出于策略考虑不在这份文献上签名。但是，诸如朱厚泽对“权为民所授”的呼吁、李锐对“宪政大开张”的期许、江平对“私权”和“法治”的呐喊、吴敬琏对“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呼唤，他们的思想主张也都体现于《零八宪章》之中。
    　　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温家宝在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彷徨徘徊。近年来温家宝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赞赏，常常语惊四座。在2007年2月26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温家宝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在2007年3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家宝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认同，掷地有声，向世人透露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他的灵魂深处。但是，温家宝在落实这些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又几乎毫无建树。他似乎不明白，落实公平的财产权以及其它方面的平等权利，是全面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而，他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往往沿着民粹主义的思路，将政府恩赐的福利抵消公民权利的落实。他可以在广大农民抗捐抗税的压力下减免农业税，却拒绝先进农民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拒绝废除取消极不平等的户口制度；由于屈从于保护“公有制”（实际上是体现权贵垄断经济“官府所有制”）的民粹主义呼声，温家宝在总理任上不但没有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反而为祸国殃民的“国进民退”推波助澜。他似乎也不明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是公民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而且为有效低监督和制约政府所必不可少，没有着手落实这些公民权利，而是热衷于“体察民情”的信访和“平息民愤”的表演性惩治腐败。
    　　当然，在现在的党国寡头制权力格局中，温家宝会遇到力不从心、无能为力的困惑。那些因为黑幕丑闻缠身而对民主化深怀恐惧的“常委”，难免会与温家宝同床异梦。比如，分管意识形态大权的李长春不仅封杀普通民众的言论，甚至也封杀温家宝关于自由民主的言论、组织人马围攻温家宝所公开赞赏的“普世价值”；分管政法大权的周永康，不断部署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民间NGO的严厉打击。
    　　正因为有这样的内部掣肘和官僚集团的抵制，改革大业才那么崇高、那么需要勇气和魄力。是否温家宝已注定无所作为？赵紫阳下野之后曾对温家宝这一昔日下属下过这样的断语：“胡和温都是好人，但都缺乏理念，缺乏历史抱负和眼光”（宗凤鸣记述：《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344页）。这样的断语自是中肯，但一个人要到盖棺才能论定。赵紫阳本人也是到政治生命的最后岁月才确立起对议会民主的理念。温家宝毕竟是在位总理，在党国正式的权力机构中排列于第三位（其实总理的实际权力远远大于人大委员长），任期也还有两三年。如果他能与党国开明势力联手奋力一搏，并与民间健康力量良性互动，或许还能扭转乾坤、开辟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局面。他这样作当然有些风险，但天底下哪里会有零风险的大事业？对温家宝个人而言，他的风险又能有多大呢？改革事业不成功，确实有可能会让他下台。但他不是再有两三年就终究要退职下台吗？他不是常常引述林则徐的诗句以明其志，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吗？他不是常常引述王安石的名言以壮其胆，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吗？那么，温家宝何以牢骚满腹而无所作为呢？既然成功不必在我，缘何不大胆尝试？既然没有尝试，又能焉知成败？
    　　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党国权贵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垄断格局，不会长命百岁。而且，我具有悠久历史和智慧的中华民族，决不是只会在专制政治和天下大乱（无政府状态）两条死路之间选择。古今中外历史的演进和这三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都再也明白不过地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文化。违反市场经济的“国进民退”是一条邪路，违反民主政治的一党专政更是走邪路。中国实现宪政转型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就具备，包括初具绉型的市场经济、普遍觉醒的公民权利意识、高度发达的交通和媒体等等。中国宪政转型的历史大潮，正在遭遇最后的“政塞湖”和“言塞湖”，正是朝野上下有识之士为疏通这两个死湖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国民间也已经更加成熟，绝不会再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拒绝配合赵紫阳等党内健康开明力量那样幼稚可笑。只要温家宝或任何党内开明人士作出变法改制的努力，都会得到民间的全力支持。有识之士当前所担忧的是，不到局势失控的时候，当局不会下决心改弦更张；到了局势失控的时候，则已经没有机会改弦更张，可能走向玉石俱焚的结局。
   
    　　当历史任务已经很明确地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解决历史任务的条件也已清晰地出现于地平线。实际上，温家宝有几条现成稳妥的路径推进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事业。一条是在他所分管的经济领域，坚定不移地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既然认定了市场经济这条路，至少也应该落实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私有产权（包括土地资产和金融资产）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基础性作用。对土地及其它支配国计民生的行业实行官府垄断，既违反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造成不公和腐败。国人在党国前三十年的不断折腾中穷怕了，在这后三十年，一当党国稍微松绑、一定程度上允许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人的致富欲望、致富动力和致富能力便象火山一样迸发，并且借助全球化和技术、产业大转移的东风，创造出惊人的财富。遗憾的是，党国一党专政的权力格局没有改变，官府支配关键资源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市场经济被惊人地扭曲，形成官僚统治集团的结构性寻租和腐败、资源分配的极端不公、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对弱势群体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对生态环境的自杀性破坏。中华民族没有理由不对这种腐朽落后而又不公不义的党国体制作一了断。
   
    　　另一条路是支持民间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并与维权律师配合，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改革路径，通过修改或废除有违宪法和法治精神的行政条例及其它恶法，一箭双雕地民主和法治。2003年由清理和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开了一个好头。应该立即清理或废除的“恶法”至少包括：户籍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城管制度、《刑法》中歧视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条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所谓“恶法”，就是违反法治精神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只有依照法治精神对这些恶法进行系统的清理，才能使法律真正成为限制政府权力、制约黑恶势力、保护公民神圣权利和利益的工具，才能确立起公民对法律和法治的信心，才能将中国真正建立成为公正和谐、文明有序的现代社会。
    　　　　
    　　校友温家宝尚可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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