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胡绩伟先生早年心路历程（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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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

   

良心的呐喊——胡老九十寿辰纪念（张之先 摄）


胡老每年新年都会给朋友送一份《报平安书》，介绍自己的心情与健康状况，很时尚地嵌上自己的近照，以资佐证。免得大家牵挂


   胡绩伟是上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将之一。但胡老去世的消息在微博上刊出时，大部分年轻人却表示对这个名字不熟悉。此时，距离胡老叱咤风云的年代仅仅二十年，已经有些“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味道。历史车轮的转速飞快，令人欣喜，但胡老是不该被忘记的人。

   令我心惊的是，胡老的女儿胡雪涛和女婿王镜寄来的讣告首页上刊出的那首胡老写于2005年元旦的诗句：

   余丝尽献一老蚕，静待北东观西南。

   乐看前驱后涌浪，群群安泰托新天。

   碰巧我住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属于“后浪”，我也确实对胡老有过为之写《评传》的承诺。正是这个原因，使我最终答应《新史记》主编，把未曾刊发过的旧文摘编一些发表，对逝去而未能送行的胡老，是一个道歉，一个纪念。

                 2006年11月11日，作者与高伐林看望胡绩伟先生留影

                                 胡鉴美诗述胡陈合作

一、 初识胡绩伟

   作为“自然人”，胡绩伟：男，身高1.7米，脸圆，鼻直，薄嘴唇，口齿左上方有一虎牙，皮肤白皙……

   他的履历表能告诉人们更多的内容：民族：汉；籍贯：四川威远；出生年月：1916年（阴历8月18日）。相传，他的祖上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从广东花县过去的。

                                     胡绩伟自书年表

   这样的履历表，在中国大陆，每一个有单位的人都有一份。它的重要意义是，证明你“历史清白”。

   第一次见到胡老，是在1992年10月12日。那天晚饭后，刚看完中共“十二大”开幕式的电视新闻，我便随原《新观察》杂志副总编郑仲兵来到《人民日报》社座落在东单煤渣胡同的老宿舍。

   院子里很静，胡家就住在一楼东头。因为外面有一个圈定“势力范围”的篱笆圈，所以他家也自成一个“小院”。虽然是天黑，也能感觉出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从房间窗口泻出的灯光柔和，没有人影晃动，电视机开着的声音，在外隐约可闻。在路上，老郑先向我介绍了胡老的近况：他目前与小女儿和女婿住在一起。他夫人几个月前因癌症去世。她已久病在床，但他们的夫妻感情很好。尚未再娶。他动了眼球的手术，刚刚从医院回家……

   与许多老人一样，此时，他面临着老年的孤独。

   老郑直奔阳台上的房门。他专注一件事时，别人的话是听不见的，所以对我关于院子的议论没有反应。而这时，胡家的门已经开了。开门的是胡的大女儿威威。她是胡老妻子与前夫的孩子，在南方一家电影厂工作。

   有个人很快从左边一间朝南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这就是他吗？第一眼见到胡老，我有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眼前这个说话声音微弱的“小老头”，就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将之一，曾任中共“喉舌”，也就是中国第一大报的总编辑兼社长，第一个倡导报纸的“人民性”的改革家、“八九民运”中发动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的呼吁运动的民主先锋胡绩伟先生吗？

   尽管有老郑“打招呼”在先，这第一次见面，还是有点出我意料。我把眼前的他，与想像中的他进行了对比和修正：他没有我想像的那么高大，那么有棱角，更没有历史事件带给他的“晦气”或者“喜气”。他比我想像的要随和、平易近人。而且，他脸上红润有光，说话带着笑容，没有病人的痕迹。我想，若是在大街上见面，我或许能从他儒雅的气质中判断出他的文人身份，但决不会联想到为中国现代历史转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一员“战将”；更不会把他与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加以联想。

   胡老先和老郑握了手。老郑向他介绍说：

   “这是陈小雅，我们是朋友。”

   “那好啊！”不善辞令的他，笑吟吟地，坐在和我们呈直角的一个宽敞的单人沙发上。他和     我握手时，我感到那只手并不大，有一点瘦，但并不僵硬，不粗糙，也不有力。“是一只握笔的手！”我想。

   “有什么新闻吗？”老头儿问。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话题，几乎是他与来访朋友谈话的“开场白”。

   这是他的职业病。不过，我心中也有些悲哀：这个中国第一大报的总编辑，现在居然要从来往的客人那儿打听新闻了！那条本来几乎万能，但只为极少数人提供资讯服务的新闻渠道，对他关闭了！的确，在中国，权力和地位的失落，就意味着人们生存或发展占有资源的失落……

   谈到“十四大”出人意外的人事变动，老头儿凑近耳朵来听。看得出，他对抛弃了他的政治，仍然充满热情。老郑使用的欲纵先收的神秘叙述节奏，更是调动起老人浑身的兴趣。

   大家的讨论经常在“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中辗转，但末了还是回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胡老对“十四大”后的情况总估价是：日子会比过去好过一点。因为江泽民讲话中谈到一点，左的干扰表现在，认为“和平演变”的原因来自经济领域。这一点作为党的路线确定下来，今后的干扰会少得多。他对“文化思想会宽不会严”的估计，没有获得赞同。

   1956年“大跃进”前，“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曾当面批评这个人和他的同僚主持的《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

   这个人，很呆板吗？

   1961年“大跃进”后，刘少奇在谴责《人民日报》助长了“浮夸风”时，对胡绩伟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要大！”

   十年辛苦，几至被一朝否定，他又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1983年，他衷心拥戴，为之效力，并视之为亲密同志和朋友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这个敢于对前代伟人和领袖执行批判的“新教”头领，则说他“又可爱，又可气！”

                        胡绩伟在东单的老屋（一层阳台红屋顶便是）

   第二次与老郑到胡老的家中已经是11月2日。我们径自进了客厅。等待中，里间的抽水马桶响了一声，仍是没有影子的屋子里，悄没声地走出一个人来。老头儿仍是红光满面，行了握手礼，大家坐下，照例先谈开了形势。不过，这一次老人还能见好就收。一会儿，便从里间拿出一个卷宗来。我们按原先说好的，进入正题。

   他先向我们介绍了自己三年来的工作及今后的计划：

   1989年以来，除继续与常大林合作，写第二本《民主论》以外，他主要进行了一些思想理论上的反思，已写成《借尸还魂的大搏斗》、《走向绝路的新生》，以及为自己在“八九民运”中的行为辩护的《无声的辩驳》等专著与文章。下来准备邀请一些朋友，完成自己的《自评传》。他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个东西，是想从一个真诚信仰者的身份，从他的经历和理论思想历程去揭示党的道路。他说：

   “把这一点搞清楚，并贡献给社会，我就心安理得了。”

   之所以叫作《自评传》，就是不满意国内过去的一些传记，如郭沫若，从童年起，就把自己写成一个“神童”，然后越来越了不起、有出息……

   他认为，《自评传》的结尾，应不是太悲观的，应该说，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至少他个人相信这一点，是“会要出现一个比较完美的社会的”。他说这话时，坐在一旁的老郑点了点头。

   “也许我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他面带微笑，刚刚动过手术的眼睛眯缝着，看着仿佛遥远但又实在的地方，以略为遗憾又转为安慰的口吻说：“但你们还能看到的。”

   我说我也看不到那一天。没有说出的潜台词是：因为那一天根本不存在。学历史的我知道，任何社会都会有自己的问题。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

   他把目光从虚空中收回，不解地望着我：

   “为什么呢？我最多还有七、八年，你们最少还有20到30年吧！”话语间满怀着慈父般的善意。

   我不忍心和老人再兜圈子，于是问他：

   “那您说的未来部分，是作一种科学的论述，还是哲学的论述呢？如果是科学论述，就还有大量的社会调查与分析工作，因为要指出未来的生长点在哪里，要进行动态监测……”

   他沉吟了一会儿，回答说：“我是个搞理论的，不是搞实际的。从小就觉得自己只能吃得动笔杆子这碗饭，以后也认定了这条路，所以，我只能在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真的，你如果让我去管理一个国家，那我肯定管不好。我不善于做实际工作。但理论是要实际作根据的。……”

   善于对问题要点进行归纳的老郑幽默地说：

   “我们的许多同志都有一个特点：善于画‘天使’”。

   胡老家的客厅里，铺着深红色的化纤地毯，六个书柜，呈“品”字形分摆在房间北端的三面墙边。电话机远远地摆在窗前，一个分机匣装在墙上。一次来了一个找他大女儿的电话，老头儿拨过分机闸，没等分机拿起听筒就挂上了。威威出来责备他：

   “还没拿起来，你就挂什么呀？”

   “不是拨过去了吗？”老头儿的口气很硬，显然他对分机安装的原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拨过去还没拿，你就挂断了！”威威显得更生气。但她没有想到，谁应该对没有受过训练的老头儿的行为负责。

   “他还会再来的！”老头儿果断地说。显然，类似“失误”他已犯过多次。不一会儿，果真电话又响了。老头儿胜利似地对着里屋喊道：

   “你看，不是又来了吗！”

   胡绩伟也同所有的父亲一样，有着与新时代的距离和与下一代的隔阂。他们固执地坚持“已知”而对“未知”持有傲慢的态度，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仍然要维护自己作为家长的尊严。

   他也是一个凡人，我心说。

   我们又议论起新近去逝的中共意识形态权威胡乔木。

   在党内众多的高级干部中，胡绩伟与胡乔木的渊源是很深的。1952年，胡绩伟由陕西《群众日报》调京，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时，胡乔木以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身份兼任该报社长、并中宣部副部长，除亲自干与编报工作，经常参与评报外，还亲手撰写社论。1956年《人民日报》大改版，两胡之间曾有密切的合作。文化革命后期，邓小平复出，在许多文革被打倒的干部尚未得到“解放”时，是胡乔木推荐胡绩伟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并一同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在80年代思想战线拨乱反正期间，他们又以“乱华”的“五胡”并称。[1]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后来，胡乔木成了闻名遐迩的“左王”，胡绩伟却以“右”倾蜚声海内外。

   “我对他的工作精神，业务能力，尤其是文字功夫，还是很佩服的。”看得出，胡老说这话时，尽量使自己能够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可以说，我们的关系一直很不错。我得病时，他都要写信来慰问。我的孩子死了，他也写信来表示哀悼。特别是文革后，他给我写信，认为我当总编辑时，是《人民日报》办得最好的时期。”

   他们关系的恶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胡乔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后。这个“恶化”几乎与日俱增，直到他们中的一位生命的终点！

   眼前，老头儿提到自己这位先前的好友之死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伤感。甚至可以说，他的表情是轻松的。听说胡乔木临终谈到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文件“要好好考虑，要有新时代的特点”。并嘱不要再提“两个基本点”（即“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此，第三代领导核心颇为不悦，所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搞得冷冷清清。

   “对他的评价够高的了，那么一大篇！”胡老似乎并不满意。其实，问题不在于“大”，而在于以下这些关键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很难说，此时此刻的胡绩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忠诚的”反面是“叛逆的”。但他还没有“叛逆”到不在乎党的评价。他对那“一大篇”感到了压抑。

   那天，天下着小雨。胡老送我们出来，仍是送到阳台上，挥了挥手。威威替爸爸送我们出门。她说她和父亲完全不一样。她与陈云、乔木的孩子都是朋友。乔木病重时，她去看过他。可她父亲听了很恼火，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别人还以为你是我派去刺探情报的呢！”

   说到这里，我们两个同代人，以不可思意的眼神对望了一眼。她又说，老头儿一说起政治来就精力旺盛，一遇到生活问题就耳聋眼花，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忍不住的笑声和着三个字脱口而出：

   “政治人！”

   我意识到，是政治，赋予了胡老特殊的性质、意义和价值。作为执政党的一员高级干部，他同时也是为中共“党文化”的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他也曾充当过中共建国以来，那“一步步向左转直至极左”的链条的有力环节。最终，由于这类不受外部制约的革命政党生存的铁律——通过不断的内部斗争和清洗以保持自身活力的机制——支配，他受到了自己所参与建造的体系的报复，遭受整肃。由于一次次政治运动的积累，这个被排出“体外”的群体不断壮大。所以，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且是一批人，甚至是整整一代人！


注  释：

[1]当时流传思想界“五胡乱华”的所谓“五胡”，系指胡耀邦、胡乔木、胡绩伟、胡启立、胡克实。

（人物）胡绩伟先生早年心路历程（中）

二、崇拜革命的因由

   把胡老当作一个共产党员看待，得之于我们与他的第二次见面。当时，胡老递给我一份材料。这份题为《我的思想脉络》的提纲，第一句话便使我大出意外：

   在所谓共产主义世界土崩瓦解的今天，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胡绩伟资料

   时至今日，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已不是一种沽名钓誉之举。而仍然支撑着这位老人信念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感到，这个概念对于胡绩伟先生来说，并不是像许多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件“衣裳”和身体的关系，而是某种可溶化在血液中的东西。为此，我们不得不从根部溯源，探究他思想的来龙去脉。

   胡绩伟祖居的地方，是西南腹地的中国第一大省。它的四周，有2000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和高原环抱，距海两千公里，对外交通，只有一条天险横踞，水深浪激的川江航道。在近代历史上，曾有一个典型的故事说明它的与世隔绝状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为接济沿海的兵员不足，清政府曾调川军驰援广东、浙江。第一批开赴广州的2000军队，于1841年1月16日启程，79天以后到达；1841年10月26日，道光皇帝又令2000川军驰援浙江，《清宣宗实录》记载：直到第二年1月8日，“此项兵丁尚未到浙，未知现行抵何处”。96天以后，头起380名才出现在浙江大地，110天后，末起300名尚未到达。而此次战役，英军从香港出发，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总共只用了53天。[1]

                                   威远静宁寺

   由于距海遥远，地域封闭，运输成本的昂贵，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相对于沿海，要晚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890年重庆开埠，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订立，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挂外国旗进入川江，在此之前，“天府富利”始终是清政府独家的专利。湘军巨酋胡林翼曾有夸张之词形容天府的富庶：“天府之富，十倍于江西，二十倍于湖北。”[2]与这种“富甲天下”并称的另外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近二百年中的人口的陡增：由1840年居全国第二位（3830万），到1850年便跃居全国第一（4410万）。[3]其二，便是它的民风凶悍，社会治安问题显著。据《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1847年道光皇帝在论及全国死刑终审情况时说：“四川刑名之繁，甲于海内……每年勾到时，[4]四川一省，就要占住一天，缓决黄册堆积满地。四川实系戾气所钟，洞胁贯胸之案，层见叠出。”

   在胡绩伟父辈生长的年代里，四川终于发生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变迁——一代新文化的崛起。19世纪70年代，正当全国维新空气渐起之时，奉旨到四川任乡试副考官的著名洋务领袖张之洞，“目睹四川知识界的没落状况，决意改革教育，振兴蜀学，培养人才”，创办了对四川学界影响极大的尊经书院。聘邀全国著名学人薛焕、王闓运、宋育仁等为书院山长，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培养经邦济世之才，使尊经书院成为后来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与清朝以来，四川地方的人才凋蔽形成鲜明对照，尊经书院自1875年建立到1902年改为高等学堂的28年里，培养出许多四川乃至全国闻名的俊才，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曾出任大清驻英法使馆参赞的宋平育仁；对康有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学大师廖平；书法名家顾印愚；清代四川仅有的状员骆成骧；辛亥革命著名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彭家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吴虞；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在1898年“公车上书”中具名者603人中，四川举人就占71人！[5]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政治、文化、社会改良运动中，这些由旧式文人转化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发挥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改良的政治成果虽然所剩无几，但它却为当地社会进步留下了一笔特别的遗产——新式中、小学，特别是师范学堂。据统计，到1907年，四川省共有各类学校7775所，仅次于地处京畿的直隶省，学生数有24万2千余人，居全国之首。到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全川共有教员12824人。胡绩伟的家乡，在1909年时，已开始有了第一个留学生。到1911年，已有71所学校。[6]在新的文化氛围的位育之下，四川成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摇篮。

   “我家里有两个同盟会员。一个是辛亥革命烈士——我的伯父，名叫胡驭垓，是保路同志会川南七县的民军总参谋长。另外一个是我的叔祖父，叫胡素民。他是个举人。在很小的时候，我的这个伯父就跟他到外面读书。我这个叔祖父在我们县里面开办了第一个小学校和第一个中学校。他带着我的伯父到县里，到成都去读书。辛亥革命时我这个叔祖父是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民国报》的编辑，以后又当过孙中山元帅府的秘书，当过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顾问。”

   胡老提到的第一位同盟会员胡驭垓，字良辅。与胡家一同祖居威远县界牌四和堡。在同辈兄弟中居长。1911年5月9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清政府“皇族内阁”宣布了“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的“铁路国有政策”，激怒了原来拥有川汉铁路操办权力的绅商民众。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胡驭垓被推举为嘉定府所属七县的评议长。[7]不久，同盟会决定以会党和民团为掩护，组建保路同志军，他又被选为威远同志军统领川东民团总机关总参谋。[8]



                                 胡绩伟家庭关系图


   1911年9月7日，四川都督赵尔丰为扑灭已成燎原之势的保路运动，设计诱捕了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伦。并血腥屠杀了请愿营救的人群。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三人，趁暴雨之夜，锦江水涨，向各地发出内容为“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的“水电报”[9]各地保路同志军纷起响应，由救蒲、罗转而举起反清义旗。同盟会员胡驭垓与会党首领甘东山率领的威远同志军也于此时起事，进攻成都，与赵尔丰的清军作战。但因兵力单薄，武器过差，兵败而归。9月15日，与威远相邻的荣县在同盟会员王天杰、龙鸣剑的领导下“托名保路，布告起义”，“传檄近县”，并于9月28日建立了辛亥革命中的第一个革命政府。胡驭垓在这个政府中任行军总参谋。此时，正逢吴玉章受同盟会委派，回川主持工作，来到荣县。他感到小小一县的革命政权，难于单独存在，必须向外发展。于是派威远同盟会员胡驭垓率2000多同志军进攻威远。11月1日，威远宣布独立。[10]在威远革命政府中，士绅们选举的豪绅董伯和担任正军政长，胡驭垓为副军政长。不久，清廷派端方领湖北新军进剿威远时，董伯和等豪绅企图改拥清朝知县徐昭益复辟。荣县同志军司马法根据这个情况，商得胡驭垓等同意，杀死了徐益昭，并以尸示众。11月11日，董伯和等趁胡驭垓熟睡之机，将其杀害。悬其头于县城门，割其两耳，向端方邀功。

   胡绩伟出生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近的统一时代的间隙之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一，是这个时代世人公认的主题。但统一于谁？却值得商榷。在这个时代里，政治舞台上来来去去的人物中，是那些穿着新式军服，戴着颜色鲜艳的饰物，口操浓重方言，割地为王，使用着新式武器的一帮武人。人们把他们叫做“军阀”。人们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战国时代”。它给新出生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们的视野里，提供的第一幅画面，除了赤地千里，生灵涂炭的景象，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用学术的语言说，是一个“整合与反整合”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军阀、官僚、地主统治下的人民民不聊生。各种改革缓慢、沉重、断断续续，但仍然顽强地进行着。曾经在这里首先爆发，又轰轰烈烈地推动过历史的革命，在胡绩伟懂事的年代，已经渐渐融进了传说……

   但尽管如此，革命的光荣，仍是那些革命者后代时时缅怀的内容。胡驭垓是胡家贡献给中国历史从古代过渡到近代的在那次革命中唯一的烈士。因此，也成了胡家子弟后来的守护神。这一点，我们从老年的胡绩伟回忆幼年时的情景仍然能够略见端倪。当时，胡老首先提到的不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而是自己这个家族近亲中的两位辛亥前辈。

   “这些事情我原来并不知道，是我的一个堂姐，也就是胡驭垓的小女儿告诉我的。她比我大四岁。”胡绩伟告诉我，这个堂姐，也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人，是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她的影响不仅可以见之于胡绩伟一生信仰的奠定，并在他的性格、志趣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她告诉我关于她父亲的情况。怎么参加革命，怎么杀县官。她还同我两个经常到我的叔祖父家里去。叔祖父家里隔我们不远。我的叔祖父经常给我们讲讲孙中山。我现在还记得，讲他革命怎么样子十次革命，九次失败，到第十次才成功。还讲一些孔孟之道，孔子啊，孟子啊……我小学的时候也读了一点，什么《论语》啊，《孟子》啊，《幼学琼林》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也知道一些“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样一些思想。那时候就是有一种朦胧的崇拜，觉得孙中山推翻满清，很不容易，多少次失败。我的大伯父就是这样子死的。……”

三、贫苦的幼年

   胡绩伟原名胡德恕。他出生时，正逢原有的封建大家庭解体之时。由于命运的“差错”，那位大伯父的恩泽，在当时并没有惠及他的小家庭。

   胡驭垓牺牲以后，国民政府为了嘉奖他的贡献，便让这位烈士的亲属去当官。那时胡德恕的父亲，已先行抛下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儿子病故。大家庭中的男人中，只剩下一个二伯父胡良佐可以出去做事。也正是这一命运的“差错”，使胡德恕走上了一条与国民党政府敌对的道路，形成了与其二伯父的后代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的二伯父到川西北的一个县里去当了厘金（税务）局长。咱们四川人叫“刮地皮”，捞了一笔钱。大约一年以后，他就回来了。拿钱买了一些土地。

    “原来我的祖父是开了一个茶馆，卖一些点心什么的。到我6、7岁的时候，祖父就死   然就是我这个二伯父当家。家里的成员，除了大伯母以外，就是我母亲，我——两个孤儿寡母。所以，所有家产，就被二伯父霸占了。他成了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而我们呢，我的大伯母因为上过学，所以在大伯父牺牲后，就在县里的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带着她的两个女儿到县里去了。所以，家里除我母亲外，还有一个祖母。祖母下面还有一个小的，我们叫嬢嬢（姑姑）。祖父死后，二伯父就另外开了一个茶馆，比原来那个当然就更大了。他就变成这个地区一个最有钱的人了。而我们实际上就变成这个富人家里的一个穷人了。这以后，他把我们赶走了。不让我们住在界牌场了。界牌场是一个镇子。他把我们赶到附近的一个寨子里住。

    “那时候，他每个月就只给我们一点米，给一点零花钱。我记得一个月给两次肉，一次给一斤肉，“初一、十五打牙祭”。我的母亲伺候祖母，大概过了没几年，我高小的时候，祖母就死了。家里就剩下我母亲一个人。那时候，家里还请了一个丫头。嬢嬢过了没多久就出嫁了。那时候，她自己有一块菜地，自己种菜，养鸡。在此以前，她要伺候公公、婆婆、做饭、做衣服、打扫清洁卫生，实际上就和家里的一个佣人差不多。婆婆死后就剩她一个人了。所以，我们这个家在那个富人的家中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穷的人。

   当胡老向我们叙述自己人生的开端时，他有意无意地使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

   随着家事的变迁和年龄的增长，幼年的胡德恕渐渐懂事。他感到了家境的困难，也逐渐能体会到母亲的痛苦。这些感知，给成长中的少年性格带来了变化。当他回顾自己的这段经历时说：

   “我开始变得很沉闷。小孩子原先那种无忧无虑，活泼天真的样子就慢慢地变了。”

   与晚年的胡老接触时，我仍能感到，那段幼年经历在他心中投下的浓重阴影。这表现在他对我的一段文字的修正上。1992年冬，当我为他执笔《报人生涯五十年》时，最初选择了这样一个开头：

   “有一条江河，它从冰山开始，渗入黑色的草甸，经过漫长的地下旅行，终于从一个温暖的泉眼涌出地面……”

   即使是对于这样象征性的描述，他也觉得无法接受。在这段文字的一旁，他认真地加了批注：

    “我不是冰山下的水流，只是阴暗崖壁上渗出的水珠。”

                    《纽约时报》刊登《报纸生涯五十年》

                 《报纸生涯五十年》在国内发表胡绩伟致陈小雅的信

注  释：


[1] 参见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2] 《胡林翼全集》书牍，卷一六。

[3] 参见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5-366页。

[4] 勾到，死刑判决。

[5]参见《四川近代史稿》，第264、270、290页。

[6] 同上，第397、398页。

[7] 据刘宗禄、黄宗扬《辛亥威远保路同志会杀除威远县“知县”徐昭益始末》。

[8] 《蜀中先烈备征录》。

[9]书写于木板，上涂桐油，裹油纸，借水流传送的信件。

[10]参见《四川近代史稿》，第690页。但刘宗禄、黄宗扬文称荣县独立时间在9月7日。见《威远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