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50后”的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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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50后”的自我批判
发布时间:2013-05-11 00:09 作者:荣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2590次
　　向王朔学习

　　作为“50后”的一员，我对我们这一代人进行自我批判，应该具有正当性。现在谁都愿意批评别人，缺的是自我批评的精神。一个人、一个国家，好像都是如此，每天都陶醉在大话中，扮演着批判者的角色，谁也不愿回头看看自己屁股后面的那堆可疑物。在这一点上，应当提倡学习王朔。他在骂别人之前，总是先在自己的头上扣上一个屎盆子，把自己搞臭了再向对手打出有力的一拳。凭着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气魄，我觉得可以把王朔置于“50后”的批判之外。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少数几个脑子清醒者。有时我甚至认为，他说的每一个字——当然要扣除那些“丫”和疑似醉酒后的胡言乱语——都是真理。这不是贬低真理。真理就是常识，是实话。

　　用王朔作话引子，的确是不想掩饰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我们的毛病太多了，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说起。按一般的看法，现在正是“50后”的大好时机，能够被称为精英的人，大都在这个年龄层，已经登场的新的领导人，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在未来10年中，或将把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时代。不仅政界如此，在商界和学界，大致也是“50后”充当着各种领袖角色，既掌握资源，也支配话语，言行举止，都对社会影响深远。对于这种现状，谁都不必羡慕嫉妒恨。在经过20多年奋斗之后，这一代人理应获得这样的回报和荣誉。要知道，现在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并不拥有特别的优势，几乎都有一段遭受艰苦锤炼的经历。他们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既是国家和社会变化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一代人可以为此自豪，也有理由坐享其成。

　　“50后”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因为涵盖众多的政治精英、商业领袖和文化英雄，使得所谓“自我批判”这样的说辞，显得有些矫情，甚至都有些虚伪，如同有些成功人士在得了便宜之后痛说革命家史。一些人喜欢把他们的成功史和苦难史绑在一起，甚至也不避讳其中曾经有过的愚蠢和错误，这样看起来会生动许多，同时巧妙地把自我批评变成了另一种炫耀。成功的背后，总是有着阅历的、知识的甚至道德的优势。正是这些优势构筑了“50后”的炫目光环。

　　不必讳言，这些年来有这么多的成功人士在到处丢人现眼，但我倒是并不在意作为个人行为的出丑案例。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能混同于一种“扒粪”行为。基于思想史的观察，显然需要一种更为深远的视野，这也是我之所以高度评价王朔的一个理由。在我看来，王朔以一个痞子形象出场，使得“50后”的思想轨迹出现了一个岔口。在他的骂骂咧咧声中，一本正经的叙事突然失去了正当性，不管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假正经，还是启蒙式宏大叙事的严肃性，在王朔的话语面前，都有点气短，觉得不好意思。原来一脑袋浆糊的读者，在王朔的开涮下，渐渐有些明白，以前那些靠大词堆砌起来的崇高理想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当然，这不是说王朔以一己之力开启了这种变化，但他的确是推动中国解构浪潮的第一人。

　　作为启蒙者的“50后”

　　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新启蒙时代，“50后”都程度不同的经过启蒙的洗礼。他们的知识构成和对改革的愿景，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王朔的“反智主义”。但他们不得不面对1990年代乏味的思想状况。哲学家李泽厚对此有一个说法，谓之“思想退场，学术出场”。讲思想没有用，或者有风险，不如玩些学术游戏。清代朴学的繁荣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文化专制和文化高压，经世致用陷入死胡同，考证考据成为显学。不同的是，现在的学术不再是翻自家的古董，而是在洋人的思想杂货铺中找一些时髦的话题。思想和学术的双重困境，让许多人对学问人生绝望。他们由此转换身份，另辟蹊径，或从政，或下海，或出国，原来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象征的“50后”，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路径。以后就是他们主演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历练20年，终于修得正果，在不同领域形成气候，俨然已是时代英雄了。

　　用上面那些话来概括“50后”在近30年来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轨迹，显然挂一漏万。这一代人的故事铺陈开来无疑是一幅历史长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同时也是旧时代终结的亲历者，文革及其以前的历史，为他们后来的思考和探索，做了最重要的铺垫。制度的比较、道路的选择，最初均是来自于对文革时代政治信用的动摇、怀疑和批判。

　　伟大的“四五运动”是“50后”从思想转化为行动的第一个历史性事件，从此为共和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揭开了1980年代改革运动的序幕。随后在体制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星星画展、《今天》和民主竞选等，均是“50后”的一批代表人物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些事件既在当时制造了压力，又在客观上推动了坚定不移地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

　　由于有了共同目标，“50后”普遍地从体制外的批判性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量。其中一部分人直接进入到体制内，参与社会调研和政策制定，从最初的农研室到后来的体改所，聚集了一大批“50后”精英。更多的人是在大学、科研机构从事理论研究，以报刊杂志出版为平台，开始声势浩大的“新启蒙”运动，期间出版的《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20世纪文库》等大型丛书，是这个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赋予“50后”以启蒙者的身份。他们象征着一个思想共同体，一个知识群体。

　　上世纪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50后”的一部活着的思想史。他们的思想展开过程，和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在改革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能够看到他们的思想闪光。

　　启蒙终结之后的路径转向

　　自有改革以来，改革践行者主要来自于社会底层。当时引人注目的改革英雄是“傻子瓜子”年广久、“衬衫大王”步鑫生、“承包大王”马胜利。他们没有理论，没有文化，无知者无畏，凭着胆大敢闯，一时效果显著，领风气之先。后来出了一个牟其中，更是敢想敢干，拉开八仙桌，招待四方客，吃饭喝酒之际就把生意做了，拿罐头换来飞机，风靡全国，麾下引来无数英雄。

　　和这些改革先行者相比，书生们光说不练，显得百无一用，只能重新学习。起初南来北往，做人幕僚，取得经验后再另起炉灶；后来东拼西凑，做局组合，空手套来白狼再图发展壮大。这个过程充满艰难、惊险甚至原罪，最大的资源是自己的思想和人脉，不怕输，输得起，依靠智慧和胆略，渐渐杀出一条血路。这类转型成功的不在少数，典型者有冯仑、宋卫平、陈东升等，都是以一介书生之身完成华丽转身，堪称“50后”从学界转向商界的佼佼者。现在学者都热衷于谈社会转型，多愿意从制度、体制、观念等宏大领域着手来观察中国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其实，“50后”这批从学界下海者，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个人身份的转变，改变了“50后”的生存状态和传统的经世致用方式，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正是因为这批商业精英身上留下了难以清洗的启蒙之印，具有“50后”和1980年代的双重标志，社会对于他们充满期待，期待他们在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之后能够履行他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不仅塑造了具有文化品位的儒商形象，同时因为广泛介入社会话题讨论，积极参与民间慈善事业，甚至攀越世界各大高峰等壮举，塑造出可为社会楷模的智者和勇者形象。然而，他们在政治领域却乐意扮演一个弱者的角色，面对一些大的是非问题，一旦发现和政治沾边，便恪守在商言商的立场，远离政治话语。冯仑被誉为“地产思想家”，这些年来喜欢以下半身语言谈论企业野蛮生长，插科打诨，风趣幽默，站的高，尿的远，富有启迪。这么一个会说话的人，也参与过政治风云，现在对政治关键词却一律回避，最多善意调侃，愿意做一个等待不归丈夫的小媳妇。

　　甘愿做商业的巨子、政治的侏儒，难道就是这些1980年代启蒙风云人物在下海之后的共同归宿？

　　作为知识精英的“50后”

　　商界领袖不谈政治或许是他们的本份，和政治相关的话题应当由学界的人来说，尤其是以“50后”为主体的知识精英，他们理应承担起思想建设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近20年里，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毫无创新，在制度的约束下，根本无法形成变革学术和教育体制的独立力量，既无资源整合能力，也没有话语创新能力。身份、职位、职称、房子、待遇这些安身立命的载体均由国家掌握，知识生产基本被国家所垄断。

　　在上世纪90年代，所谓“思想退场”，表达的是对1980年代启蒙主题的放弃，批判性话语自我消解，王朔式的反讽话语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出场。不能骂别人，就骂自己吧，自虐、自嘲、自我调侃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话语，那些虚无主义的呓语式叙事，拆解着一切看似崇高的东西。

　　1990年代初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力图重新以启蒙话语来抵抗所谓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浪潮。批判的锋芒不再指向威权化的制度安排，而是把邓小平南巡之后风起云涌的市场化改革，植入人文精神堕落的时代背景。这种错置批判对象的反思和脱离时代主流的人文关怀，反映出“50后”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思想能力的衰竭。他们以抵抗的姿态拒绝和市场经济同流合污，看起来像是在主张人文主义精神，其实是自我放逐于社会边缘，无法参与更无法引领市场化时代的话语主导权。

　　平庸的1990年代和激荡的1980年代，的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1980年代高扬启蒙旗帜，提倡批判精神，解放思想，实践改革，在1990年代荡然无存。“50后”作为一个思想共同体已经解体和分化，一部分人以发起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为代表，自愿脱离社会主流进程，在抵抗中实际放弃话语主导地位；更多的人是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诱惑下，放弃抵抗，放弃精神上的不合作，转而拥抱权力，拥抱市场。

　　张艺谋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自他的电影《活着》之后，他脱去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外衣，迅速投身于商业化大潮，以票房为导向，追求大制作、大场面，按市场逻辑成功转型。对于他这批同样具有1980年代启蒙背景的电影人来说，通过被市场认可的方式，进而被权力认可，已经成为一条变身为国家文化英雄的主要路径。在巨大的名利诱惑之下，他们乐意被权力和资本双重赎买。

　　文化身份和价值立场的转换，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更是比比皆是。大学教授竞相谋取院长和处长职务，像商人一样为争取国家课题资助而奔走。学术生产在权力的支配下已经蜕变为利益输送的链条，“50后”的学者依靠论资排辈占据着最有利的位置。在这种文化学术生产机制下出来的产品，几乎全部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仓库之中，和原创性思想毫无关系。那些仍然秉持独立身份的文化人和思想者，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中，要确立主导性的话语地位，几无可能。

　　“50后”的最后10年

　　上述自我批判，一竿子把整个“50后”都打翻了，谁能服气？况且，社会的变化和进步必须是在渐进的、良性的环境中进行，风起云涌的1980年代早已终结了，难道还需要“50后”站出来，再按1980年代那种启蒙式的方式进行言说和行动？

　　现实的就是合理的，“50后”及其优秀代表，完全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为自己的历史合理性提供辩护。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成功者是难以改变的，在“50后”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实际中坚力量之后，他们的使命或许已经完成，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影响的有效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问题是，“50后”真的可以到此向历史交代了吗？

　　在我看来，对于“50后”的特殊要求和期许，的确是基于1980年代所奠定的启蒙价值，这是这一代人的生命体验的比较优势。对于他们的前辈来说，在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动荡和人生苦难之后，生命的激情已被岁月磨砺成各种生存经验，思想和心灵均被囚禁在特定意识形态的牢笼里；而对于他们的后人来说，没有经历过从理想幻灭到思想解放的完整过程，无法形成历史感和现实关怀。“50后”因为时代的原因，让他们天然地承担起承前启后的责任。他们在1980年代这短暂的10年里，经历并积累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对中国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是来自于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总结，也是来自于对西方发达国家制度及其理论的理解，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正是在多维度的知识建构中，他们普遍认识到，原来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终结，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限制人的思想和精神自由的制度必须改变。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是“50后”的共同价值观。

　　如果说1980年代是“50后”启蒙和被启蒙的时代，他们主要掌握的是思想和话语资源的话，那么，在经过了20年之后，他们就不仅仅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了，而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开辟出了广泛的人脉，掌握到了充分的资源，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已经是社会各个层面当之无愧的领袖。在这样的条件下，难道不应当要求他们承担起更大的历史责任？实现他们在1980年代建立起来的理想？

　　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转型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改革3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因为没有相应适时地建立起合理的分配制度，尤其是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转化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财富、资源和机会日趋向少数人集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社会等级高度固化，新生阶层和群体难以脱颖而出，从而让中国再次面临由于社会不公而陷于剧烈动荡的巨大风险中。在这样的关键时期，“50后”及其代表人物应该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利用他们掌握的各种资源，稳定社会构成，双向影响上层和底层，以人类共同价值主导社会变迁和政治转型。

　　我在《80年代的“出场”和“返场”》这篇文章中说过，未来10年，是1980年代延长的10年，其实也是“50后”发挥历史作用的最后10年。何去何从，所作所为，要经得起历史的追问。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3年5月13日第47版 | 责任编辑：蒲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