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改良和革命相辅相成

Y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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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百年前，当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一场改良和革命的争论，从国内争到日本，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还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百年后，海内外再次发生激辩，有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实现民主应改良还是革命？预示着中国再一次处于大变动的前夜。虽然争论很激烈，对全体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的民主巨变已不再遥远。

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曾经发表过不少个人见解，笔者一向认为，讨论改良和革命谁对谁错？孰好孰坏？是没有意义的，用时髦的话说就是「伪命题」。因为两者都是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常态，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发生，会有不同的结果而已。笔者在拙文「也说“坏政府治下的秩序”和“无政府的天下大乱”」(见2010年2月3日《自由圣火》)中说过：「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在永不停止的发展变化之中，大多时候是在缓慢地逐渐地变化发展着，但每隔一段长时间，当社会矛盾积聚到了缓慢的变化无法解决的时候，社会的突变必然发生。即使是自然科学，当生产和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对某一项科学技术的需求变得十分突出和迫切的时候，自然科学也往往会取得突破性飞跃发展。比如过往的电、无线电、蒸气机、原子能等等与及近代高琨的光纤通信，无不为人类的文明带来革命性改变。既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种交替性发展已为人类历史所证实，今后就必将仍然按此规律发展，因此，革命就和改良一样不可避免，他们只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那些认为社会发展只有单一模式，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论断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因此，笔者认为其实双方的分歧以及我们应该讨论的是：1．鉴于当前的政治现实，中国人到底应该用改良还是革命争取民主？ 2．人民群众是否应该被剥夺革命的权利？

1．中国人到底应该用改良还是革命争取民主？

无论你是否承认，公认的改良定义就是社会长期的逐渐的缓慢的改变，并且一般是在保留原政权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在体制内进行的改善；而革命则意味着社会短期的突然的急促的改变，一般都在体制外进行，最后导致改变原政权甚至社会制度。改良和革命是对是错？孰好孰坏？唯一判断的标准就是他是否发生在正确的地点恰当的时间？能改良的时候不改良，硬要革命，就是错误的。相反，不能改良的时候，硬要改良，也是错误的。

比如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通过改良达致民主化的，例如我们的大多数亚洲邻居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不丹……甚至华人的台湾等等，因为这些国家具备了改良的基础，执政者具备基本的民主素养，明白到国家社稷不是一党一人的私产，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授权；不像我们伟光正的中国共产党，从毛周那一代地痞流氓、破落子弟、边缘知识分子到今天胡温这一代关起门来培养的土包子，饱饮狼奶的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家属于一党之私：「我们的政权是牺牲了二千万人的生命得来的，谁要取得，拿两千万人头来换。」所以，同样是改良，在不同的地点(国家)就有完全不同的可行性，在其它国家行得通，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就行不通。

再看革命，不同的时间，革命的发生也有好坏之分，也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说，一百年前满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下，还千方百计地假立宪，真专制，企图苟延残喘(详情请阅拙文「革命不排斥立宪」等，见笔者博客)，一百年后的中共政权，竟然一口拒绝任何政治民主化，这时候，改良主义就是错误的，因为它断行不通，人民唯有选择革命。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一百年后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又比如说，中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就具备了和平走向民主宪政的条件，有很大机会改良，通过六年军政、五年训政，最后达至宪政。中华民国创立伊始，就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宪法」，蒋介石先生也在外战内战硝烟弥漫之中，于1931年颁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1月召开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宪草审议委员会」，由国共双方共同举荐民社党张君励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１１月由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胡适先生称之谓「比美国还要民主的宪法」，共产党、民盟拒绝出席——笔者注)。只不过限于内忧外患，中共武装叛乱，日本侵略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战后又沦为共产专制，因而中国民主化拖延了半个世纪以后，最终才得以在台湾实现。因此，当年中共发动的历次革命均属于不必要和错误，属于坏的革命。

必须指出，改良与革命最根本的不同，就是改良是由统治者在体制内自上而下发动的，而革命则是被统治者在体制外自下而上发动的。换言之，如果统治者拒绝改良，被统治者是无法进行改良的。因此，目前中国能否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决定权不在人民大众，而在于统治者。迄今为止，中共政权整体来说(除了温家宝的片言只语)是坚拒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的，中共二号人物吴帮国就在中共的「国会」——人代大会上——向全世界宣称：「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绝不搞三权分立、绝不搞多党制……」由此，可以断言，到目前为止改良主义在中国大陆行不通。

笔者推荐民运先驱王炳章先生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放弃革命的权利就等于放弃了一切——南斯拉夫的革命昭示了我们什么？」文章说：「我要问问那些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你们怎么改良？你们能进行什么改良？你怎样将专制制度改成民主制度？你们手中没有权，能改什么良？这是改良派的一个死结。……不要忘记，祗有手中有权的当权者，才能进行改良，才能改革。极权专制社会里的所谓改良和改革，说来再简单也不过了-----就是专政者主动放权，主动还政于民，这是改良的实质(其它的所谓「改革」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蒙骗民众，请参阅笔者博客「应该如何评价赵紫阳」——笔者注)。比如经济改革，就是共产党放松了一点经济控制权，给了老百姓一点发展私有经济的权力(于是，国民经济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笔者注)。我们平民百姓怎么改良？怎么改革？我们本来就没权，我们没有使用权力来进行改良的能力！充其量，我们只能呼吁改良，呼吁谁？呼吁执政者，呼吁有权的人，呼吁他们放权，劝说他们放权，劝说他们还政于民。再积极一点，就是抗争，向专制者争权、要权。

问题出来了：专制者不听呼吁怎么办？不听劝怎么？专制者不改良怎么办？专制者不放权怎么办？傻等？常跪不起而祈求专制者开恩？它不开恩又怎么办？你祈求它都抓你、杀你，怎么办？(八年后，果然发生了「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重判入狱——笔者注)。到此，诅咒革命而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进入了死胡同。」

2．人民群众是否应该被剥夺革命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说：「兹确保如此权力，立政府于人民之间，经受统治者之同意取得应有之权力；特此，无论何种政体于何时坏此标准，则人民有权改组或弃绝之，并另立新政府，本此原则，以成此型式之政权，因其影响人民之安全幸福至巨。深思熟虑后，当得此论……当连串之滥权者与篡夺者执迷不悟，迫人民屈伏于绝对专制下时，推翻此政府，是其权利，是其义务，并为未来之安稳提供新保障。」

林肯总统1861年第一任总统就职演说：「我们这个国家，联同它的所有机构，都属于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人民。任何时候，他们对现政体感到厌倦，即可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予以修改，或者运用革命的权利 加以割裂或推翻。……我毫不含糊地承认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正常权利，他们可以按照宪法本身规定的任何一种模式行使这种权利，……如果它领导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人民有权起来革命，推倒这个政府。」

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论及人民革命的权力。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育谓之贼，贼义者为之残。残贼者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也就是说，汤武革命人民造反株杀暴虐的纣王，不算“弒君”，乃是除去一个独夫民贼而已。 因此，推翻政府、更换政府，是公民的天赋人权；革命，从专制者手中夺取政权，是公民的天赋人权。

王炳章先生文中说：「我这个革命派，正确的称呼应当叫两手策略派。我呼吁改良，但不拘泥于改良。我希望专制者改良，但不奢望专制者改良。如果专制者不改，就行使革命的权利。此外，别无它择。

应当这么说，老百姓实际能“主动操作”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改良是有权者能主动做的，革命是无权者能主动做的。 革命，我们能主动操作的很多，鼓动革命舆论，发展革命组织，渗透党政军各界，发动群众示威，策动军队倒戈，等等，都是。……但是，有一条要讲清楚：准备革命，不一定实行革命，可以引而不发，以此逼迫执政者改良，专制者改良了，也可放弃革命的进行，但，永远不放弃革命的权利。革命，应当是一把永远悬在专制者头上的利剑，它改，就不砍下去；不改，则毫不犹豫，必砍无疑，是专制者迫使我们不得不行使革命的权利。

放弃革命的权利，等于放弃了一切。

不错，我们应当争取的公民权利、公民自由有很多很多——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权利、练功的权利、私有财产保障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可列出一百条，两百条。

对诅咒革命、将改良绝对化的书生们来说，又一个死结的问题产生了：你争取这些权利，很对。但是，独裁者不给，怎么办？

这时，只有一个权利可以行使，那就是争取权利的权利。争取权利的权利，就是革命的权利。放弃了这个权利，等于放弃了 一切权利，因为，你放弃了争取权利的权利，就等于给自己脸上贴上了一个标语：当那些普通的公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的权利——争取不到的时候，只有坐以待毙。独裁者看到这个标语，还愿意放权吗？」

杨光先生说：「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革命，都有改良的成分在内，而且，革命或者曾得益于先前的改良，或者会有益于此后的改良。而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改良，当其渐进效果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则要么可以代替一场本不必要的革命，要么将会引发并赞助一场避免不了的革命。二者的关系原本如此。」笔者表示同意，但需要补充如下：「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改良，都有革命的成分在内，而且，改良或者曾得益于先前的革命，或者会有益于此后的革命(即王炳章先生所说的：保留革命的权利，引而不发，在专制者头上悬一把利剑，迫使他改良——笔者注)。而任何一场成功的社会或政治革命，当其渐进效果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则要么可以代替一场本不必要的改良，要么将会引发并赞助一场避免不了的改良。二者的关系原本如此。」这样说，才能全面地反映改良和革命的相辅相成关系。

2010年5月10-12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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