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兔吃饼干：为什么我不是自由主义者

bridged

为什么我不是自由主义者
2010-12-01 160018

        到豆瓣不久，我就将自己的简介加上了“民粹保守主义”这样的头衔，“保守主义”是表示与中国读书人里弥漫的那种进步倾向之间的割裂，而“民粹”，恐怕是最令我自豪也是知识界最为恐惧的标签了。
    我希望十分准确地定义“民粹”，我把它定义为在社会任何领域对精英设计的反对，也许有很多人会意识到这无非是消极自由的定义罢了，然而，我只在极少的人那里得到任何领域反对设计这一共鸣——我指的是政治、法律、道德乃至艺术。其中道德恐怕是中国自由至上主义最不愿意低头的领域了，他们对大众普遍持有的道德观点保持一种敌视，哪怕这个道德的普遍认可是自发的甚至是与政府推行的观念相悖的，还专门发明了“道德绑架”一词来描述他们的这一情感，仿佛公众若持有某种普遍歧视，这种歧视无需经过强权的作用就足以侵犯权利。而根据我的定义则不难判明我的立场，我反对且仅仅反对政府对道德领域的干预，如果某种道德观未经政府扶持而垄断人心，那我默认为最有益的道德观，或者用很多人更容易接受的说法——最不坏的道德观。我之所以和自由主义者一样抗拒哀悼日，之所以和自由主义者一道痛斥那些“社会主义道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完全是为了反对政府在道德这个领域的操弄，而不是因为我认为道德是只能够律己的，这种观点完全不切实际，如同要求人们在市场交易里不得对价格有任何搅动一般荒唐。那些不侵犯权利的道德，无论看上去多么荒谬，都是依托人们的偏好对社会发生影响的，一个从众的道德观成本会比较低廉，而一个独立小众的道德观成本则可能异常高昂，这跟我们对商品的偏好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知识分子出于理性优先的逻辑，比较容易诅咒看不见成本的道德而已。当然，自由主义者从未提出任何解决办法，尽管对道德盲从表示了无奈和鄙夷，不诉诸政府，他们也无法扭转什么。
    为什么公众的道德更容易遭到知识分子的鄙夷？我的解释是，道德持有和推广的成本更加难以观察，而道德存在伴随的不可避免的“偏见”易于观察，因而那种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知识阶层的傲慢就直接与其争锋相对了。我必须承认的是，在国内诅咒道德最激烈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是道德的狂热破坏者，国人破坏道德——例如消歧、妇女解放——往往借助政治运动而得到可行性，行动者大多是功利主义的。当然性解放不是这样，它与我的观念不一致，很多人鼓吹它时也难以感觉到一般道德的那种虔诚，我往往诅咒它，但我认可它的扩张，尤其是在年轻人里那种超出我想象的扩张，因为这确实是自发产生的。
    除却道德，自由主义者还保持着对竞争在政治和法律维度里的作用的鄙夷，我可以理解他们这种态度，因为很大程度上，20世纪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愈来愈强烈，虽然在20世纪晚期稍微有几次退潮，但时至今日，那种自由放任的经济策略还是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制度主义给出过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专业化的生产，无论是投资还是劳动方面，在人类生产中所占的比例上升，大大地降低了游说管制的成本也大大提升了游说管制的收益，使得一个曾经不划算的机会主义变得划算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有人需要的话可以改日专门解释）。然而自由主义者根据其直接观察的感知，体会到的是对政治、法律维度里的竞争对维护经济自由的作用的失望。他们干脆寄望于更加不切实际的东西来保护自由——觉醒的官僚、神圣不可改动的宪法——而这恰恰是倾向于设计的。自由主义者以为，财产越多的人越懂得保护自己的财产，于是按照财产分配投票权往往就成了他们口中捍卫自由的制度，尽管现实完全相反：假如按照财产分配选票，民主党将在这次中期选举以绝对优势把持国会，因为支持它的，恰恰是那些富裕的州。
    另外，一种自由伦理的狂热——尽管我认为这种狂热是人类良知的一部分——使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忽略各种干预之间的差别，特别是管制与福利之间的差别。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的芬兰、瑞典、荷兰、丹麦等国，极端倾向于福利，管制则比别国要弱得多，其工会连独立性都失去了；有些国家则更容易出现管制。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自由放任的拥护者集中批驳那些助长管制的理由，这并非因为我判断福利优于管制，相反的，仅就西方而言，福利是比管制更加磨灭经济发展的制度。然而，福利之恶易于观察，很多人一看荷兰的政府规模（占GDP40%）就判断它是一个相当干预的国家了，而对于将社会主义写入宪法作为基本国策的孟加拉国（10%），则不是这么容易判断的。福利造成数百人的懒汉，领取几千美元的救济便会招致社会不满，而相当数量的人则对美国医生躺在AMA和FDA保护里得到的几十万美元高收入司空见惯。更重要的，福利之恶不止是易于观察，简直是难以背负，福利是缺乏“生存技术”的，长期实行的福利制度往往会迫于公共债务而改革，管制则有着一定的效率，更多地作用在制造社会收入的不平等。然而自由主义者并不如我所愿，他们对福利的仇恨要强烈得多，比如对今日的爱尔兰，至今我尚未见到一个自由主义者提及它将废除公司税的创举，虽然这确实没有巨额公债那么引人注目。
    综上，我与自由主义者只有对市场经济在伦理上的认同是共通的，我也就没有盼望过为自由主义者这个群体所接纳，我更喜爱自己戴上的这顶鼓吹“积极不设计”的民粹保守主义帽子。自由主义者热衷于开书单，而我无法做到，的确，要闹明白问题，没有相当的阅读量不行，然而，对于竞争这一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阅读上千本著作亦只能算沧海一粟。


    补充：这是一篇被豆瓣吞掉的文章，修改了一些词汇，终归发了出来。
    后来想到的一些是，自由主义者必然会辩解说，他们主张的权利是自然的、客观的，若写进宪法，那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设计的。我的看法是，自由主义者如何在不容许竞争的情况下保证他们的这一发现确实是客观的呢？又是如何在不容许竞争的条件下保证他们的发现一直是客观的呢？这是无法证伪的，因为它神圣不许证伪。另外，谁又来为防备机会主义而维持这些个客观权利花费的成本买单？我不希望听到某个哲人的主张，实际上也不希望听到某个制度设计的回答，这些都实在让人悲痛，因为我们得到一个优秀的制度，居然不是来源于人类自由选择产生的竞争，而是可以被一个超然的高人描绘于纸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