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维权律师的罪与罚（共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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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China’s Rights Lawyers
http://chinachange.org/2015/07/2 ... nas-rights-lawyers/


ChinaChange.org 编辑注： 这篇文章发表于去年三月建三江事件期间。当时四名维权律师前往黑龙江营救被关在黑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时，反被殴打、酷刑、拘留。在710大批抓捕律师之际，异议知识分子莫之许对中国打压维权律师的政治背景的分析，尤其突出。

近日，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4位律师前往黑龙江建三江农垦分局，为被关押在所谓法制教育中心的法轮功信仰者提供法律援助，随即与信仰者家属一道被当地警方抓捕，经多方努力打听，目前已确认唐吉田、江天勇两位律师以「利用邪教破坏社会秩序」的名义被行政拘留15天，王成、张俊杰情况不明。为营救4位律师，李金星、青石律师等多位律师，以及10多位维权积极分子，也迅速赶往建三江，并于拘留所外展开彻夜绝食，要求会见。
此次事件之爆发，可能与事涉法轮功信仰者有关。近几年针对律师的暴力事件背后，多有此背景，如2009年张凯律师等人在重庆遭受非法拘押和殴打。不过，4位律师的另外一重身份，又使得此次事件变得不同寻常。唐吉田、江天勇、王成是活跃的「中国人权律师团」最主要的3位联络人，此次被一网打尽，或为当局全面打压人权律师的先兆，青石律师在其新浪微博中，就表达了这种忧虑：「大部分律师的安全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前面承担了风险。今天抓了他们，明天抓的便是我们。所以，这不只是他们4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一部分律师的事情。」
当局对于维权律师的警惕和防范由来已久。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中国现代国际关係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的文章，文章认为，「未来3至5年美国将更多利用非军事手段滞缓或干扰中国崛起进程」，「以『网路自由』为旗号，改变『自上而下』推进民主自由的传统模式，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路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此文一出，迅即被人总结为「新黑五类」，而维权律师，赫然排名首位。
维权律师被当局如此重视，并非无因。2000年以后，随着大陆有限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加入WTO的需要，当局加强了与之配套的法制建设的进程，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利益和权利的纷争，各种维权案件大为增加。受此鼓励，部分积极分子似乎看到了通过维权推动法治，进而通过法治带动政治转型的可能，提出了维权运动的概念，试图通过「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程式化」的方式，推动大陆政治转型。除一般性的维护利益和权利案件之外，维权运动更期望通过公民和政治权利案件的切入，以推动政治转型过程。
对于维权运动的兴起，当局也有充分的警惕和防范。一方面，当局意识到，如果需要通过市场化、全球化和资讯化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日益活跃的自由、异议表达、乃至日益频繁的抗争行动都是难以避免的，从而必须加以一定的容忍。而在另一方面，当局的容忍又是有限度的，并不愿意因此而引发政治自由化进程。
在统治者眼里，对于至关重要的统治合法性也就是持续性经济发展来说，权利让步的促进作用并不很大，但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民间社会而言，一旦拥有了这些权利，就可以很大地提高协调和动员的能力，走向更高水準的整合，政治自由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展开。维权运动，尤其是指向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维权活动，也就因此而成为了当局的眼中钉，而必须加以严密打压。
在维权运动中，维权律师居于相当核心的位置。维权律师既是维权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维权事件的传播者和意义阐释者，在具体案件和社会环境中起到桥樑枢纽的作用。只有通过维权律师这一节点，单个的维权事件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法律和政治意义，进入到维权运动的序列中来。在上述「新黑五类」当中，也只有维权律师的行动参与横跨了包含访民、地下宗教、异议人士、网路领袖在内的所有群体。维权律师的这一首要和核心地位，自然不会被当局所忽略。
于是，随着维权运动的兴起，当局针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也如影随形。2005年，维权运动渐入高潮，《亚洲週刊》将该年的「亚洲风云人物」授予了14位大陆维权人士，而这些人士，无一不在随后遭到了各种打压：如高智晟3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郑恩宠3年（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陈光诚4年零3个月（故意破坏财产和聚眾扰乱交通罪）、郭飞雄5年（非法经营罪）、许志永4年（聚眾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此外，包括滕彪、李柏光、朱久虎、范亚峰、李和平等人，都曾遭受过秘密羁押、逮捕、殴打等多种不同方式的打压。受此影响，所有这些人士，在一定程度上都远离或者至少不再那么积极地从事敏感的维权活动了。
儘管如此，受新的社会形势驱使，各种维权活动并未停止，而是有着越来越多的维权律师的加入，并产生出诸多新的活动形式。在各种新的活动形式中，法律维权人士的身影仍清晰可辨，如新公民运动中的许志永、丁家喜、孙含会，等等。中国人权律师团则是近期涌现出来的又一活动形式，通过对广泛的人权事件的关注和呼吁，中国人权律师团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在新公民运动刚刚遭到重大打击的当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出现，更加显得引人注目，而这也当然会遭到当局的高度重视，也因此，在许多人眼里，4位律师在建三江被拘捕的事件超越了个别案例的层面，而成为观察当局维稳打击动向的一个判决性案例。
截止笔者成稿，这一事件仍在进行当中，各地的积极分子仍在积极声援或赶赴现场。在刚性维稳的大背景下，积极分子们的各种诉求并无可能得到即时的满足，对于被拘押的4位律师而言，这一次究竟是继新公民行动之后又一波扩大化打击的开始，还是略施薄惩，以暂时遏止约束其积极行动，在目前看来都有可能。但是，只要上文所分析的逻辑未曾改变，为了阻止政治自由化进程的出现，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就不会停止；而只要维权律师不改初衷，高智晟等人的罪与罚、以及因此的荣耀与苦难，就必然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莫之许 独立评论人
八九一代今何在？
07月26日(六)


八九一代正在不可阻挡地消失在历史中。
近日，网络新媒体《澎湃》正式高潮亮相，引来热议，这当中，除了广大媒体人对新媒体转型的期待之外，其CEO邱兵的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文讲述了发生在1990年的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80年代的终结，有时它又作为90年代的开始”的故事，在大陆特定的舆论环境下，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其实是在指1990-1，邱CEO本人曾经的1990-1经历，如其结尾句“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一样，又赋予了这个故事更多的想像空间。从传播效果来说，这篇发刊词达到了其目的，而其背后，折射出1990-1话题在当下中国的位置：一方面仍不被允许，所以依旧要用1989+1的方式，一方面则越来越不那么危险了，以致于连体制内新闻工作者都可以拿出来“卖”了。
统治者对于八九话题和八九一代的警惕防范从未松懈。在当初，统治者之所以悍然采取武力的方式，除了极权体制的本性之外，也有其精明的算计。依托冷战下的美苏对抗大背景，以及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需要，即使出现悲剧，当局仍有可能继续其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图谋，不能不说，这一宝押中了，64后不久的6月21日，布什总统致信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时，最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在1989年7月和12月作为总统特使两次秘密访华，保留了当局维持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的空间。在冷战已经结束之后，邓小平又通过南巡，通过更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用市场和劳动力为吸引，继续保持了这一战略方向。
在统治者的精明算计中，只要继续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就可能通过经济发展维系政权稳定，不仅能够让全社会沉浸到经济发展的狂热当中，也能够让八九一代连同八九悲剧一样逐渐消失。就像台湾一样，228这样的惨痛记忆，也依旧被压抑了长达两代人之久。也因此，在什么“杀20万人保20年太平”的叫嚣的另一面，则是通过经济发展，用时间化解乃至遗忘八九悲剧的图谋。
不能不说，当局的算盘在很大程度上打成了。如今，再提什么“八九一代”，已经显得有些好笑。2001年，余世存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八九一代人是丑陋的”的文章，痛斥包括自己在内的八九一代人的因循和苟且，“我要说，包括所有精英或社会成功人士在内的八九一代人都是丑陋的”，“转眼十多年的放逐已过，历史还有多少时间让他们施展？也许，最终他们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同为八九一代的刘水先生更直白地说，如今尚坚持记住这个年头，并公开表达的八九一代，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对于这些依旧坚持的人士来说，曾经以为自己这一代人会是这个国家的另类，没想到自己却成为这一代的另类，已是不争的事实。随便进入哪个八九一代的同学群，都不难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八九一代正在不可阻挡地消失在历史中，这或许令曾经对之寄予希望的人士以伤感，却也有其必然的一面。1989学运因缘际会，仓促而起，为时满打满算，不过50来天，对于绝大多数参与者来说，以绝食发起而计算，更是不到一月，更像是青春期一场突如其来的狂欢，与1999年参与到反美游行的一代青年的感受并无二致。此外，即使在所谓的1980自由化黄金年代，自由、民主、宪政等相关读物仍是凤毛麟角，青年学生几乎都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1989学运参与者更多是因为青年的天性敏感，出于对专政体制的本能反感而振臂一呼，而并没有清晰、稳定的价值观；最后，八九一代参与者大多二十上下，此前认知仍局限于象牙塔内，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仍处于有待完善之中，又随即将要面临就业、成家、发展等等迫在眉睫的人生课题，也因此，其认知就不能不受此后的生活所影响，受所在社会所塑造。就这样，在短暂的记忆，不稳定的价值观，巨大的生存发展压力，强大的外部世界的影响等共同作用下，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1989年的记忆越来越成为一个遥远的背景，而不再是主轴，完全可以得到理解。
不过，世界总是因为例外而生动。今年是89学运25周年。5月3日，北京举行了“北京六四25周年研讨会”，5名人士被拘捕，如今，八九一代学生浦志强依旧系狱；早在2月2日，由八九一代学生于世文、陈卫（女）所主办的六四公祭在赵紫阳的故乡河南滑县举行，5月底，十人被拘捕，其中就包括八九一代学生于世文、陈卫（女）、常伯阳、殷玉生（已取保）。这表明，即使在89话题已经不再那么敏感的当下，任何主动、直接的行动，任何明白无误的表达，毫不掩饰的立场，而非邱兵先生这样的消费，依旧是高度危险的。同时也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同龄人选择了在沉默中的生活，也依旧有人不愿意忘却，不愿意沉默，而愿意坚守，愿意付出，这还包括已经在狱的刘贤斌、陈卫等人，包括积极行动的唐吉田、刘卫国律师等等。
就这样，在时间的冲刷之下，当局曾经的算计获得了让其满意的效果，如今，八九一代的孩子也已经走上了社会，随着八九一代年华老去，八九话题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也越来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尽管因为互联网的传播，有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场悲剧，但是，随着八九一代的沉默或消失，普通意义上的八九话题已经越来越不再具有即时的动员力，今年，也有积极人士发动“重返天安门”的活动，但收效甚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邱兵先生才可以借1989+1这个年头进行推广，既讨巧地具有推广效果，还不至于立刻触怒当局。
在另一方面，尽管不具有即时的动员力，当局也明白，八九悲剧依旧是对这个体制的一份判决书，市场新极权体制尽管通过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支撑，但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制造体制与社会的裂痕，仍在刺激体制与民间不断升高的对抗，在这个情形下，八九话题或许不具有针对八九一代之类特定群体的即时动员能力，却依旧可以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汇入到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也因此，当局依旧会继续压制一切试图直面八九悲剧的努力，并将少数坚贞者的抗争交给维稳体制和专政手段对付。53北京研讨会和22河南公祭诸君的遭遇，显示出当局依旧要将关于八九话题的核心内容排除出这个社会的决心。
八九一代的年华老去不可避免，八九话题也因此不再具有即时的动员能力，以至于都可以被挪用包装来从事推广，但是，八九话题并没有消失，在当局的持续打压下，经由刘贤斌、陈卫、于世文、陈卫（女）、常伯阳、殷玉生、浦志强……等人的坚持努力，处于地下状态的八九话题势必越来越由悲情诉求转变为一种抗争的符号，转化成为一种更直接、鲜明的象征，一种对于极权体制彻底拒绝的标志，并汇入有关制度变革的思考和行动之中，或许，这就是升华之后的八九话题对于未来的意义，它永不退场，必将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