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潘：我看被污名化的夏霖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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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潘：我们亏欠夏霖太多，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当事人。

他的微博（@律师夏霖）更新停在了2014年11月7日——当日他转了我的第二篇《与夫书》，同时向公安机关喊话：“自接手郭玉闪案，刑拘期间律师会见多次受阻，有司各种推搪，概不许见。相信以北京警方的侦讯能力，早已查清玉闪与声援港事无关。敬请变更强制措施，尽快放人。”紧接着第二天，他就被数名警察从家中被带走，当时警察（既有治安大队的人员，亦有北京市公安局人员）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

他被带走后，朋友们猜测：还不至于因为一条微博喊话就被带走。微博当然不是个事儿，玉闪的刑拘期即将届满，夏霖接下来要做的事，才是激怒警方的原因——玉闪被带走后，他一直为玉闪奔走，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诸如联系外媒等“敏感”的事，而且他做的事只会比这更多、更“危险”。11月6号我去找他，见我愁容满面，他郑重地说：“放心，接下来的事我都安排好了，30天一过，我们就开打！”“安排”、“开打”，这些词意味着怎样的凶险，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更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子虚乌有案件的开始——因了“占中”，毫不相关的人和事，被安在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大逻辑里，因此遭受到了政治机器的无情辗压，何其荒谬！

刚接委托时，他就发狠说：“为了玉闪，老子可以不要这个律师证！”印象中，他说过三次类似的话。

第一次是在2006年6月敏感日，当时有人组织了“从北大散步到天安门”的活动，玉闪那日如约到了北大南门，不见散步师友，却只见熟悉的警察面孔，经过一番盘问，玉闪和英强夫妇被带到了派出所。夏霖在接到我的电话后马上赶到了，还带上了律所的委托手续，只等24个小时一过，他就拿着委托手续去派出所要求会见。当时他在传知行的办公室里一边抽烟踱步，一边恨恨地说：“格老子，要把玉闪抓了，老子豁出去也要把他捞出来，大不了就不要这个证了！”

第二次，是光诚被送进大使馆后，玉闪和传知行的几个小兄弟被带走，几宿无法联系也不能回家，夏霖急得上火，一会骂玉闪冲动，一会叹气：“这次事情搞这么大，豁出去这个证也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他。”

欲话说“事不过三”，这三次，玉闪的处境一次比一次凶险，最后一次终于一语成谶，夏霖不但保不住律师证，连人身自由都失去了。

他被抓走前，已经大致理清了案情，评估到了玉闪的凶险：“‘占中’若能善了，玉闪应无大事；‘占中’若不能善了，恐怕玉闪要当替罪羊，还会是重罪。就看他的运气了。”事情的发展正如他预测的那样，“占中”一事刚结束，直接相关人员都放了，只是因为玉闪的老帐未清，才改为以看起来与“占中”毫不相干的“非法经营罪”批捕。传知行都能被“非法经营罪”，夏霖被“诈骗罪”何奇之有？

在他失去自由的一年七个月里，为他呼吁的声音并不多，大概是因为他的罪名（赌博、诈骗）不那么“高洁”。这样的罪名，成功地增加了夏霖家人的羞愧感（增加他们发声的顾虑），也堵住了社会舆论（话外音：“你们看，他是这么一个坏人，被抓完全是咎由自取，你们好意思向外面呼吁什么？”）。从效果来说，侦查机关是成功的，不枉他们精心设计的抓捕策略——前一天先抓他的牌友，得到了牌友关于夏霖打牌赌钱的口供，然后以此为由立案（但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个人赌牌还是赌球，都是够不上赌博罪的），带上治安大队前往家中抓捕，并预留了尚无任何证据的“诈骗”罪名（实际上，在抓捕前，夏霖的债务人无一报案），以便为重点调查所谓“诈骗”案提供行动上的法律依据。

这样的抓捕策略让人感觉总有点不对劲，但一时又说不上什么。当年夏霖代理的艾未未发课公司偷税案，公安机关也用了类似的手法。当初，侦查机关先抓了艾未未，因国际反响极大，几天后以查税为由搜查发课公司、拿走了所有帐本；若干天后对外界宣称艾未未是作为发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发课公司偷税而被控制。听起来很顺理成章，但硬伤在于，税案的根本在于帐务情况，无论如何，帐务都还没开始查就先把人抓起来，是个大纰漏。夏霖当时看到了这一点，坚持以程序非法对抗，不顺着公安机关所希望的思路（即一般税案），让公众把关注力放在了“艾未未被非法羁押在前，查税在后”上，成功地阻止了公安机关在舆论上对艾未未进行污名化的企图。当年的公盟偷税案，也用了“先抓人后查帐”的同样手法，因为公盟是公益组织，帐务也没有涉及到许志永个人，幸而最终并没有对公盟和许志永的声誉造成影响。

污名化，实在是很好用的手段，在从事公益、维权的人身上，尤其好使，因为公众对这一类人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说维权律师贪名贪财，环何人士要挟污染企业、新闻人要挟有负面报道的企业……再让这些人按其案件“级别”上各地电视台认错认罪，大多数人一看：哦，这么个坏人，昝由自取；便不再去追究背后的真相。事实上，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去探究，因为费力探究真相的人往往紧接着就跟随当事人进了监狱，又或是从此上了被关注的名单、走在了去监狱的路上。我猜想，雷洋的遭遇，若是落在从事公益、维权的人身上，且还没丢掉性命，多半会被“嫖娼”成功地污名化。

夏霖大概是稍有些名气的维权律师（他不喜欢这样的分类，他说过：“律师天然就是维权的!难道还有不维权的律师？！）里，个人毛病最鲜明的一个，所以两面不讨好。对于这种本来在同道中就争议比较大的人，污名化是阻止声援的最好手段，但无论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我想说：

一、他大节不亏。作为一个律师，无论是何类型的案件，他都以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尤其是政治性的案件，他从来不被外界的舆论所影响，最大程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愿、选择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方案。为此，他曾经被律师界同仁质疑其辩护思路，也曾被骂“跪着”、“奴才”等，但为了尚在狱中的当事人，他即便憋了一肚子委屈，也从没有公开澄清过。在执法过程不公正、证据获取不合法的前提下，我认为，对于一个大节不亏的人，应以善意待他，不应落井下石。

二、若真心想探究“诈骗是否成立”的问题，应具有起码的理性1、理清事情的完整逻辑链条，看到此案的前因后果；2、质问执法过程是否合法；3、探究证据的来源、合法性与可信度。

三、即使你有了心证，认为他确有罪，也应一分为二，不能以夏霖的罪过抵消侦查机关的违法。若是选择性地批评夏霖的罪过，却毫不提及此案的政治性和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对夏霖是莫大的不公，也是民间的悲哀。

自从他被带走，我一直想为他写篇文章，想感谢他，想请求他原谅，想请他保重……可是，他不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所以，我的这种小家子的情绪，多半会被他不屑吧。抱着这样的念头，最终我想说的许多话，变成了上面看似毫无感情的文字——不能理性看待他的“诈骗”案，就谈不上对他真正的理解。

一年七个月了，只能零星地从各处听说有关他在里面的消息。听说他不仅零口供（只有进去过的人，才知道这有多强大），还对审讯人员破口大骂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发笑，心想：“啊，这就是我们老夏啊！”对于那些弯弯绕绕，他不是不懂，只是看不上、不屑于周旋，即使一年多呆在豆各庄的看守所里，还是保持了那样霸气的POSE。只是，他的这种态度，可想而知会多遭恨，甚至不排除正是他“不配合”的态度才导致对方的不依不挠。

如今，玉闪已经回家9个月了，夏霖却还呆在看守所里，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每每想到此，我就觉得万分愧对他和他的家人。善良的嫂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半句抱怨的话，却总是在聚会时默默地做好一桌饭菜，又或是在我陪律师去第一看守所会见后给我打电话：“顺路来家里吃饭吧。”她生性温柔，平时说话声音细细的，连吵架都不会，生活简单得只有工作和老公孩子，突然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不仅要应付生活的一地鸡毛，还要面临一些人对夏霖“经济问题、人品”的指责，以及对她在夏霖出事以后“不说话、不勇敢”的批评，没有倒下已是万幸。这样身心俱疲的她，却一直安慰、支持和陪伴我……玉闪和我，亏欠他们实在太多。

6月17日上午9：30，夏霖案一审开庭。二中院指定的法庭仅能容纳4人，充满了“不欢迎旁听”的意味，看来他们也知道，开庭审理并不是绝好的坐实夏霖污名的机会。虽然见不到他，但我们，会和因所谓证人身份而被剥夺旁听资格的嫂子一起，在庭外等候。

我们会一直等他回来——如果他注定会成为我们心上的一颗钉子，我们必将竭尽全力，不敢相忘。

后记：
据6月14日上午9：30的庭前会通知：夏霖案将于6月17日上午9：30于北京市二中院第四法庭开庭。第四法庭可容纳听众4人。因夏霖妻子为此案证人，将不被允许出庭；允许夏霖的两名亲属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