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映红：心理学问答：“从我做起”为什么会遭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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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150311

　　问：“从我做起”为什么会遭到批评？

　　答：“从我做起”是一句满满“正能量”的励志话语，它诉诸听者以身作则，积个人之小善而成社会之大善。可在社会中，类似“从我做起”的话语却屡屡遭到诟病和批评。那么，对这句话的批评是否成立，又何以招致批评呢？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一句话语是否有价值，或者什么样的价值，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例如，你鼓励略染小恙的朋友“振作起来，别让疾病拖垮你的意志，加油！”，就具有积极的鼓励作用；但对病入膏肓的晚期癌症患者说同样的话，就不仅没有积极的鼓励作用，反而很容易被理解成对病患的奚落和幸灾乐祸。同样的道理，尽管“从我做起”在许多情境下具有积极的社会意蕴，但在当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具体情境下，不仅缺乏积极的意蕴，反而很容易成为犬儒主义（Cynicism）的自我安慰和对社会民众的忽悠。

　　例如，在涉及公共议题的情境下，“从我做起”就很容易成为犬儒主义的自我安慰。中国社会的公共议题，民众事实上既缺乏主张权利的途径，也没有发声的渠道。权力集团垄断了几乎一切社会资源，并且没有任何可以约束和制衡他们为所欲为的机制和力量。当权力集团无论是因为腐败，或是滥权造成公共空间的污染或灾难时，呼吁那些既没有掌握权力，也无法保障基本权利的民众“从我做起”来改善，不啻是缘木求鱼，甚或指鹿为马。

　　之所以说在缺乏权利保障的公共空间“从我做起”容易成为犬儒主义的自我安慰和对社会民众的忽悠，就因为在既不能制衡和约束权力集团，又无法保障基本权利的环境中，在任何抗议和抗争的渠道和途径悉被封堵的情境下，连批评权力集团都成为不敢染指的禁忌时，将改善的希望寄托在无助的民众，并且深信如此，对自己而言当然是一种“自我安慰”；对他人而言则难逃“忽悠”之嫌。

　　正如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集团的权力只要不受到有效制约，那就必然造成腐败或滥用，也必然会污染和损害公共空间。（可参考阅读：Q&A140410《“权力”的心理学机制是什么？》）从权力心理学角度，类似“从我做起”的吁求，不大可能获得权力阶层的响应，反而更可能得到弱势群体的拥护。不受挑战的权力感会强化权力集团的傲慢和偏见，他们会将社会的等级阶层的分化和固化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安排，这在社会心理学里被称为“合法性神化”（Legitimizing Myths）。而且，即使面对笼罩社会民众的雾霾时，权力集团也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将财富、家人移居到不受污染的国家地区，以避开业已污染的社会环境。因此，从效果上，吁求“从我做起”不仅不能得到权力集团的响应，反而麻痹了大多数社会民众去追问和探索污染根源的动机。环境污染如是，社会道德的沦丧也如是。

　　换言之，“从我做起”要成为一句具有积极价值的励志话语，必须在一定的边界范畴内。在每个成员都有受保障的平等权利时，他们对公共事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在一个班级里，班级的整洁是靠每一位同学的节制来维持，这时呼吁班级同学“从我做起”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如果班级课室的污染是因为校长夜间将课室开成酒吧，而且拒不收拾。那么，再吁请同学们“从我做起”来维护班级的整洁，就算得上是本末倒置；如果再因此而将污染归咎于同学们的个人责任，那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既此，在当前中国社会语境下，诟病或者批评某些建设性大V“从我做起”的忽悠，不仅不是吹毛求疵，反而具有完全的正当性。


2015-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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