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德国人的脊梁是软还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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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脊梁是软还是硬？|知道书评
2015-03-13 段宇宏 知道主义

摘要：德意志这个民族的优秀，的确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这个国家的遭遇在近现代也算特别，几乎一切人类施行过的政治体制都在德国试验过，在各种制度下它都能在同一序列能做到极致。哪么德意志这个民族的脊梁到底是硬还是软，可不可以用民族性来解释呢？


文/段宇宏


“国民性”或“民族性”批判在当下中国仍然盛行，最常见的就是对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脊梁（骨头）软硬的讨论，一般会引申出两种结论：我们的脊梁几千年从没硬过，我们的脊梁过去硬过后来变软。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彼特沃克写了本书《弯曲的脊梁》，对比纳粹德国和东德宣传体系的异同，试图从传播学角度探索德国人脊梁弯曲的原因。一个民族脊梁软就容易被定性为“奴性强”（或有劣根性），言下之意即为“劣等民族”，可是放到德国人身上，这个结论不用经过学术论证，全世界多数人民都不答应，一个奴性强的民族不可能在各种领域屡屡创造那么多奇迹。民族性角度解析脊梁软硬跟道德批判一般无聊，由此进行民族优劣定性更加荒谬。


从组织或宣传角度切入研究极权体制的论著，中文世界的译著寥寥无几，彼特沃克的书，无法解答所有疑惑，却能在学术死水领域投下一块石头，打开我们的眼界。


同一个“优秀民族”在不同体制下的表现


在各种领域巨匠如云，鲜有人认为德意志这个民族不优秀，包括它的敌人。


德国人的遭遇独一无二，世界上流行过的主要政体都在它的土地上施行过：传统的君主制、自由民主义制、纳粹体制、斯大林体制。德国人在各种体制下的表现世所罕见，即无论采纳何种制度，它在全世界或在同一层级里能做到极致。


君主时代的德国建立近代最完善的职业文官体制，其政府的廉洁与效率首屈一指；纳粹德国不仅是高福利国家，还是当代多项“制度创新”之母，如农业补贴制、配偶分割课税制、机动车强制险、工人带薪休假制、妇孺穷人帮扶制；苏东阵营里，东德公认生活水平最高，政治相对宽松，有着“橱窗”作用；西德与统一后的德国，经济、教育、科技水平全球位居前列。


自由民主时期的德国，多元开放，社会从不缺乏批判声音；君主时代的德国，民间社会与知识分子亦是百家争鸣，博弈不断。东西德时期，德国人同一时间体验着两种制度，西边的人民敢上街喊总理下台，东边的人民最大胆的无非殚思竭虑翻越柏林墙。只有在纳粹德国和东德，人们的脊梁彻底弯曲了，为什么？一个“优秀民族”在不同制度下的迥异表现，显然无法用“国民性”来粗暴阐释。


洗脑到底有没有用？


彼特沃克认为，纳粹德国和东德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所以建立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洗脑体系”。


当代西方社会，“宣传”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它总体上是个贬义词，含有洗脑、信息灌输和欺骗等意味。信息对于受众的影响，大众传播学曾有两种观点的激争：魔弹论和免疫论。


魔弹论又叫“皮下注射论”，认为媒介拥有无法抵抗的强大能量，传递信息时受众就像身中子弹或被注入药剂，态度与行动可以被左右。免疫论则认为魔弹论过分夸大了媒介的力量，受众仍有独立辩析能力，两种理论都有正反案例来支撑观点和反驳对方。


二战时的德国，对外宣传投入了大量精力，效果甚微；冷战时的苏联，在外宣上投入的财力人力亦相当惊人，但事实证明对西方大多数受众基本无效；美国新闻界被认为普遍左倾（指自由派），事实也证明，民众却总体偏右（保守主义）。


传播学的两种理论放到极权体制下来看，无庸置疑魔弹论获绝对主宰地位。


德国与苏联两张宣传画，后来东德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照搬苏联，宣传体制自不例外。


左边两张是德国的领袖宣传画，右边两张是东德的领袖宣传画。


二战时的德国，对外宣传投入了大量精力，效果甚微，但对内宣传非常成功，人们狂热地崇拜元首，相信元首，发自内心地追随他把国家推到战争深渊。东德的宣传体系照搬苏联，远不如纳粹德国那么“成功”，至少绝大部分人在公共场合假装深信不疑或不予质疑。


在自由多元社会，信息来源丰富且独立，没有一种媒介能辐射所有受众，也没有一种力量能控制所有媒介，受众的教育程度、知识结构、宗教信仰、族裔身份、兴趣偏好等都会对选择媒介，辨析信息产生影响。


只有在纳粹德国和东德，一切信息与知识的生产传播工具实现了高度的“集中与统一”，从文学到艺术，从教育到学术机构，从报纸杂志到电台电影，全部受控于一个力量，灌输一种观念，神化一个人，没有杂音，不准质疑，严禁选择，能做到传播的强制性，时段的全天候，媒介类型的全辐射。


彼特沃克发现，两种在德国施行过的体制表面看严重对立，互相排斥，可他们宣传体系的本质与目的却那么相似，顶多形式和效果有差异。一个对宗教保持友善地控制，一个对宗教持排斥态度，但其实他们宣传都具有准宗教色彩：


“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的构想，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


多元社会并非不会产生虚假信息，虚假信息也可能不缺乏追随者，但只要质疑与辩驳合法存在，虚假信息的恶果可以遏制到最小，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只有实行紧急状态的宪政体制及威权体制才有“新闻审查制”，作者没有明确点出这一点，但他提到，这套铁网般的洗脑体系建立以后，纳粹德国和东德实际上没有“新闻审查制”，因为不需要这种低效的审查制度，直接“指导”即可，只要发出指令，宣传魔棒可带动整个体系奏出迷幻乐章。


洗脑的配套措施


两种德国体制使人们的脊梁弯曲，需要三大基本前提条件：信息控制、暴力威慑、组织垄断，即俗称的“谎言、暴力、人民原子化”，三大条件相辅相成，都要做到绝对，不能有通融。


纳粹德国和东德在组织控制方面有相似之处，把男女老幼统统纳入形形色色的官办“群众团体”，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所有从事知识、信息生产传播的人必须纳入到专业协会。纳粹德国因为不否认私有权，大众传播媒介民营资本始终占据很大比例，所以它的宣传体系远比东德复杂得多，东德从理论和法律上否定民营媒介的存在，只需要全部收归“国有”，接受宣传鼓动部的指导即可。


最为著名的就是戈培尔任主席的帝国文化协会，协会下设美协、音协、戏剧协、文协、新闻协、电影协等分会，实施行业准入许可制，凡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入会接受管理，用饭碗死死掐住其喉舌。


当人在社会网络和精神上变成孤立原子时，无法形成抗争的群体力量，不能从独立舆论来源获得信息和观点，缺乏观点共同体赋予的自信心，面对国家机器操控的有组织成体系的宣传铁网，毫无抵御能力，即便某些个体免疫力稍强，但通常也只能选择从众或不违众。


人身监控是组织垄断的具体手段之一，两种德国都未放松这方面工作，对比双方的秘密政治警察数据，相较纳粹德国，可以看出东德对自己的宣传极缺信心。纳粹德国有6千万人口，战前政治警察（盖世太保）最多时7000多人，开战后因地盘和人口剧增广设分局，盖世太保扩充到史上最多的3万5千多人（包括机关里的打字员，接线员）。东德管理1600万人口，在编全职秘密政治警察（斯塔西）9万，非全职便装斯塔西17.5万。


塑造“新人类”要洗脑，洗脑从娃娃抓起效果最好，图为东德的“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宣传画与活动。


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宣传画。


希特勒青年团的仪式与活动。


彼特沃克对信息控制从形式到技巧进行了重点论述，他还注意到暴力作为宣传后盾的重要性，人们懂得抱怨与质疑带来的后果，必然会自我审查，谨言慎行；兴许专业与主题的限制，对于组织垄断，彼特沃克未有系统性深入考察，这是极权体制的基石之一，与暴力威慑同为扩大宣传魔力的辅助条件。


技巧与效果


彼特沃克总结出，要撒谎就撒大谎，小谎好破解，大谎难辩白。污蔑某个人盗窃，这个好证伪，污蔑犹太人有摧毁地球，统治德国的大阴谋，犹太人和受众极难证伪（何况不允许证伪）。


在这方面，纳粹德国有更多高明技巧，化繁杂概念为简单的口号和结论，且不断进行有力地重复，受众对深奥晦涩和不肯定的理论无兴趣；新闻不能同人的直接经验相冲突，如轰炸损失的报道在受影响地区就要准确，歪曲眼前发生的事并无意义。


纳粹党靠选举上台，有相当的民意支持度，宣传上高举迎合大众的民族主义和福利主义路线，并无系统的宣传指导理论，只要达到元首设定的终极目标，很多时候并不要求具体每一步怎么迈。


东德完全在苏联武力庇护下建立，声称有一套完整的普世科学体系指导一切，包括宣传工作。两者相较之，纳粹德国的政权基础比后者牢固，尽管都逃不脱宣传的枯燥乏味，纳粹德国的宣传效果的确比东德更好，形式、技巧更为活泼、高明。


察考双方的宣传效果，纳粹德国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彼特沃克兴许忽略了这一点，纳粹时代的德国人甚至并不认为自己脊梁弯曲，甚至可能觉得在元首的领导下脊梁挺得“更直”了。


彼特沃克审视两种德国宣传成败时，用了“失败”一词，却未简单做出“民心得失”、“腐败专制”等文青式结论，他认为它们的失败是伴随政权覆灭而来，与宣传体系无关，一个被外部强力摧毁，一个因为经济萧条，失去苏联支持，缺乏敢武力大镇压的强人而覆亡。


其实洗脑铁网建立后，并不需要对所有人100%有效才算成功，只要有少部人狂热相信，大部分人不同程度接受，另外少部人沉默即能达到理想效果，对个人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事情，大多数铁网中的受众没有精力、兴趣去逐个验证消息、结论的准确性。


很多事实与数据能证明作者的结论，二战时德国并未发生过任何稍具规模的军人、民众起事。洗脑从娃娃抓起更具奇效，盟军攻入德国，中枢指挥体系日趋瘫痪的情况下，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胡子没长硬，却成为有组织的最后顽抗力量。


二战后英美法占领区从组织到宣传实行了强制去纳粹化措施：强制德国人去集中营参观或搬运尸体；强制德国人去观赏反纳粹纪录片；强行解散一切纳粹的组织；禁止纳粹的徽章标志和歌曲公开传播……但至1950年初，民调显示，大部分德国人仍旧认为“希特勒是个好领袖”，“纳粹主义是好主张，只是操作错了”，有些事情不如意，但“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少部分德国人则不表态，其实在那个环境


被美军俘虏的希特勒青年团娃娃兵。


被美军俘虏的希特勒青年团娃娃兵，胡子都没长出来。


即使东德政权的基础脆弱，可在严密的监控与告发网络作用下，到1989年春天，斯塔西估算整个国家“激进分子”也只有2500人，异议骨干分子只有60人，几十年间仅10%的人口勇敢地选择了“翻墙”，大部分人还是弯曲着脊梁继续活下去。


在宣传、组织和暴力的天罗地网下，绝大多数人的脊梁肯定要弯曲，还需学会“变脸”，彼特沃克引用了一个苏联公民的自白：我有6张面孔，一张对妻子，一张对孩子，一张对密友，一张对熟人，一张对同事，一张在公开场合表演。


全世界有不计其数的例子，在某个宽容制度下堪称“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另一种令人窒息的制度下过着更卑贱的生活却表现得无比奴颜媚骨。脊梁软硬取决于铁锤的大小与力度，人皆凡胎，脊梁都经不起敲砸。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阻止这种体制的出现，切勿指望极少数人不怕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