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火：从刘少明简谈几点自由派工运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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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消息，劳工人士刘少明“煽颠”案将于两天后的4月15日在广州中院开庭。刘少明是2015年5月29日被广州警方带走的，30日被刑拘，直到6月14日家属才收到刑拘通知书，当时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但7月14日正式逮捕时（著名的大抓律师后几天）却变更成了最为严重的煽颠罪指控，而且直到被抓半年后才得到代理律师会见。

我简单搜索了下外媒及根据其发布的自我介绍：刘少明是1958年生人（今年58岁），祖籍湖南邵阳，1979～89在江西新余钢厂做了十年工人；1989年5月19日～6月4日参与了min运（其中5月26日抵京，次日参与工zi联）；之后20年做过多种职业（据其自称包括工厂主管、厂长、报纸电视台记者、编辑、打过多种工），2010年以后又开始参与自由派的各种政治活动；尤其让人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在参与自由派的各项声援活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广州新生鞋厂工人维权、深圳水谷玩具厂工人维权、四川二重工人维权等十多家（其自称20多家）企业的工人维权活动。

去年刘少明刚被抓后，劳工界主流学者王江松有过很高评价，认为刘少明“有效地开创了min运与工运相结合的一条进路，其功莫大焉”。还有不少自由派媒体和活动人士评价他是“著名劳工领袖”“著名工运人士”“广东省工运维权领袖”。自由派的维权网则说，抓刘少明是当局扫荡广东劳工机构的前奏。

我认为，应该肯定一切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为被压迫者鼓与呼的人，并且反对当局对他们的打压。不过，我并不赞同上述自由派及知识分子的过高评价——具体看法可以简括为三点：

其一，我不赞同自由派人士把2015年5月刘少明因大谈六4被抓与2015年12月多个劳工团体遭打压捆绑在一起的说法或暗示。据搜索了解和多人引证，刘少明去年5月被抓的直接原因是写了自己二十多年前参与6四的回忆文章——我搜到了他写的有关长文，刊登在著名min运杂志“北jing之春”纪念六4的网页上，2015-5-25又发表了一个较完整的版本在boxun上，4天后刘少明被抓，——这些都说明其被抓与高调谈论8×8有直接关系。

我赞成工人或劳工人士声援刘少明，但自由派人士的说法并无助于加强声援，因为混淆事实，不利于判断形势。事实是，当局抓刘少明，既是警告工运对政治的高调接近，更是警告自由派对工运的高调介入。

其二，我不反对工运有策略有技巧的政治化，但刘少明的高调政治化非常不策略，因为在目前环境下这对工人斗争益处甚微，害处反倒更多。如果说政治高调姿态对工人斗争有什么好处，充其量也就是多争取一点自由派的关注资源（媒体或其他维权市民），现阶段对工人难有更多好处了，反而招惹更大的敌意——这个比喻可能比较贴切：刘少明的做法相当于拿着高音喇叭站在工人身旁对伪供大吼“赶紧来抓我吧！”确实勇气可嘉，但是，这种个人英雄式的政治高姿态从来都不是团结和教育工人、启发政治觉悟的好办法。

顺便一提，最近看到朋友圈分享的广州中山学者朱健刚不久前的访谈，虽然我不赞同其改良主义的方向，但他这几句话很好、贴在这里很应景：“他（引注：指很多夭折的民间组织活动者）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团结社区的人，他可能成为一个‘烈士’。但是‘烈士’基本上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尤其在1989年之后。”

其三，刘少明在民众活动中表现的勇气和士气非常令人钦佩，他的勇气表现很能鼓舞绝境中的抗争工人，但是他在工人斗争中也暴露了一些策略上的显著缺陷，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整个有自由派倾向的主流工运的普遍缺陷。除了前面说的个人式的高调政治化的不策略，还有一点就是他太过强调和依赖媒体，这些使得他对工运本身所起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而且让工人把过多希望寄托在外界关注上，不利于工人的自信心和自主觉悟，所以他被冠名为“工运领袖”恐怕言过其实。过高的评价并不利于正确认识工运和推动工运。

工运在非常初步的情况下，并且也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情况下，舆论有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但工人的组织和策略才更见工夫、更能决定工运水平，这些在刘少明留下的众多工运简报中却没有体现出来（由他撰写的简报更像鼓动工人的演讲稿）。实际上，他主要是起鼓动和争取舆论的作用，这从其命名为“中国劳工声援工作室”[其实就他一个人]也可以看出其作用定位，只能结合着团体协作来发挥作用，还远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角色。将其捧为“有效地开创了min运与工运相结合的一条进路”，更让人匪夷所思。

以上策略的批评和指正，只是想去掉虚高的浮名、还原其真实的地位和作用，更让工运同仁对其不恰当的策略有所反思，而不想削弱对刘少明本人的优点的肯定和声援力度。为表明我一分为二的辩证评价，我不妨再引用刘少明自己的说法向大家更多介绍其敢于斗争、富有牺牲精神、乐观昂扬的优点：

“我这5O年来被警察录笔录不下百次，抓进派出所也不下5O次，进入拘押场所也有20多次，我很幸运，坐监总计也只2年多一点。我虽没做什么大事但5O年的心路一直在前行。朋友们说，我是苦难的一生，更是幸福的一生！”

而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工运人士、去年12月也被捕的六名劳工人士之一彭家勇（今年1月得以释放）这样评价刘少明：“他从不接受任何机构一分钱，也没有人为他发工资或补贴。……年轻的劳工都亲热地称他为‘刘叔’。（他）主要靠儿子给的赡养费。他从不吃别人的，从来是自己带饭，车旅费也是自己掏。……刘叔经验丰富，劳工们很信任他。有他在场，工人们与资方谈判就都很有信心。”另一名广州维权义工李小玲则回忆了在新生鞋厂罢工中，刘少明为掩护维权骨干撤退，舍己被抓做出牺牲的事迹。

总而言之，不论右派左派，都应该声援劳工人士刘少明，但我们也需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刘少明介入工人斗争的做法，肯定、学习其优点，批评、反思其所反映的自由派工运策略的缺点。越是暂时弱小的运动，越需要讲究策略，也越需要从自身的错误和挫折中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