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纯：从改良变革之争看自由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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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良变革之争看自由派的未来
2016-10-21 陈纯 西绪福斯的神话



今年爆发的改良派（“公知”）与变革派（“口炮党”）之争，大约从六月份杨绛（由于一些女权主义朋友的抗议，我就不尊称她为“先生”了）去世所引发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讨论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到十月双方亮明底牌，短兵相接。六月有朋友让我写文章评论这件事，我当时休假在外，且头绪不甚清楚，迟迟没有动笔。不过我到现在还是坚持那时的一个判断：事件本身比争论的内容更值得研究。



从概念上来说，“消极自由”不等于“改良”，“积极自由”也不等于“变革”，但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政治术语之间的联系，往往不仅仅是概念上的。事情起于杨绛去世之后出现的一种声音：作为跨越毛邓时代的一位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杨绛在两个时代都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责任，而是始终以明哲保身为主。这样的声音出来以后，马上激起了一些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回应。他们认为，在极端的年代，杨绛夫妇虽然没有挺身而出，但他们也没有参与迫害过什么人，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知识分子，是一种“道德绑架”，甚至可以说是侵害了自由主义所要保护的“消极自由”。另一些同样有分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回应说，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本身和消极自由没什么关系；并且，在没有“自由”的国度大谈“消极自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在当下，更重要的是先争取“积极自由”，没有“积极自由”，就没有“消极自由”。


需要说明的是，对杨绛持批评立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说的“积极自由”，并不是以赛亚·伯林说的那种与“更高的、真实的自我”相关的“积极自由”，而是指“政治自由”。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消极自由”，是没有错的。如果公民的自由没有政治制度（比如选举民主、司法独立）的保障，那即使是“私人领域的自由”，也随时会受到侵犯。所以，问题很快就转移到：要建立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要选择什么样的路径，渐进改良还是激烈变革？渐进改良分“自上而下的改良”和“自下而上的改良”。所谓“自上而下的改良”，就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进行政治改革，将党国体制转为自由民主制度，这个过程，可以分阶段进行，比如先实现“法治”，再到“宪政”，进而取消党禁等。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改良”，是通过壮大民间社会的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所以，不管是“思想启蒙”也好，建设“公民社会”或“中产阶级社会”也好，都是在为推动上层改革进行民间铺垫。从政治形势上来说，这两种渐进改良，已经没有存在的土壤。一方面，从十八大以来，“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多次强调的口号，而且，从党内高层的人员构成来看，公认的改革派已经被悉数清除，自上而下的改良，完全丧失所有现实的载体；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的生存愈益艰难，国内数家公益机构相继被关闭，负责人被逮捕，而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也在“七零九”事件中达到高峰，自下而上的改良，看上去也没有任何希望。



从邓时代开始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基础变换（按钱理群的《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的说法，从依靠工人和农民变成依靠权贵资本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变得越来越薄弱。曾经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将取马克思主义而代之，从如今的趋势来看，施派倒是更有可能。从外表看来，施派和大陆新儒家的意识形态诉求是类似的，他们都想要用儒家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成为所谓的“王官学”。不同的是，大陆新儒家是想简单粗暴地取而代之，而施派考虑到共产党的发家过程，革命建国的“开端”意义，还有团结左派的需要，希望打通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将马克思主义儒化。从几年前我就说施派在“渗透”中共高层，但是我的自由派朋友经常嘲笑我，说以领导层的品位，周小平比施派更有可能做国师。这是不了解政治哲学的逻辑。施派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们是唯一一群愿意扭曲所有的政治哲学帮党国体制续命的纵横家群体，一般的大陆新儒家做不到这样。施派的进路，也是唯一有可能帮共产党辩护成功的进路。汪晖曾经尝试用“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辩护，但是汪晖本人对邓时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去政治化”倾向是有批判的；胡锡进也曾经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粘合剂，没有共产党，中国马上就得土崩瓦解，但是这种思路很容易被人反驳说，共产党的粘合作用是其垄断地位造成的，为了防止鸡蛋放一个口袋，应该剥夺共产党这种垄断地位。所以这两个人做不了国师。




对于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种合格的新意识形态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为一党专政辩护；与马克思主义无缝接合；与市场化改革没有冲突；具有悠久的历史，存在多样的诠释空间；能够给出一个导向中国共产党掌权的近代史叙事；能够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些在甘阳的《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和《通三统》基本都覆盖到了。于是在今年七月一号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要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最重要的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国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读出来了吗？讲话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没有一处提到“无产阶级”，只有一处提到“农民”，两处提到“工人”，都是无关紧要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做斗争的理论武器，而变成“一种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本质上来说，作为一种“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规定它只能为无产阶级所掌握。共产主义，从一种带有平等规范性的“最终目标”也变成一种“远大理想”，前者是要使现实越来越趋近之，后者是一种轻飘飘的愿景，什么时候实现，或者实现不实现都没什么所谓，和儒家讲到“大同”社会时差不多。至于共产党，也不能再称为“无产阶级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只能叫“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本质属性是“先进性和纯洁性”，即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具有高尚的“德性”。所以判断党员的标准，已经不是“阶级性”和“革命性”，而是“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和儒家说的“贤能”十分相近。



在一篇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上，出现“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政治哲学黑话是很奇怪的。去年四月和十一月，福山来中国见过王岐山和习近平，但是从流传出的纪录来看，两次谈话都仅仅围绕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来谈，并没有讲到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末人》。“历史的终结”对于中国政治儒学的几个代表人来说都是个心结，蒋庆的《政治儒家》，明确地提出是要破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而姚中秋也经常把“历史终结论”挂在嘴边黑，还曾经因此得罪过港台新儒家。但是，施派对“历史终结论”的反感完全不下于大陆新儒家。他们都不认为自由民主是未来唯一可能的一种政治制度。不同的是，蒋庆和姚中秋是站在“儒家（教）宪政”的角度来反对“历史终结论”，而施派是以“中国道路”的存在来反对“历史终结论”。所以，当习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时候，他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施派而不是一个大陆新儒家，当他说“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国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通三统”的意味就呼之欲出了。



由于西方世界几乎垄断了对“现代性”的解释，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现代化”，不管是四个也好，多少个都好，始终还是在跟着人家的尾巴走，从底气上来说，完全比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看到有人分享一篇叫做《当前公众的核心观念与核心意识调查报告》，在呼唤强人领袖核心。这是多此一举。对强人领袖的必要性论证，施派好些年前就准备好了。施米特的“决断论”、施特劳斯和曼斯菲尔德的马基雅维利研究，早就铺好了道路。至于反对各种地方分离主义，施派2011年的“南北战争研讨会”，也早把分离主义背后的“民族自决论”抡成肉饼。“施派”这些年，为了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将传统儒家和列宁主义政党中的精英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相似性无限放大，并且将几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弊端全部推给“自由主义”（而不是推给资本）。一些幼稚的自由派和左派，看着中央建立一个个“自贸区”，甚至考虑取消《劳动合同法》，还以为“新自由主义”在高歌猛进，并为此打生打死。其实不管是“自由主义”也好，“新自由主义”也好，左手利用完，右手就可以打作替罪羊。所谓的“渐进改良”，现在不仅是一种幽默，还是一种黑色幽默。



当然，我并不是要说，这场论战，以变革派的胜利告终。公平点来说，自由主义的渐进改良和激进变革，在目前的环境下，成功的可能性都很渺茫。尽管变革派针对改良派的可行性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变革派同样也没有提出一套可行的变革方案，如果唱空中国经济，坐等“大洪水”就是所谓的“变革行动”，那当变革派的成本比改良派低太多了。负责任的变革派，不能仅仅是鼓动“推墙”，还要考虑：墙倒了，新的秩序如何建立。胡锡进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的粘合剂，这个说法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但是我们必须问，如果不存在共产党，是否存在别的粘合剂使这个国家不致分裂或爆发内战？是否存在一些共识，或者一些组织，有能力把这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族群、政治派别团结起来？前几天共识网被关闭的时候，周濂老师有一句话说得好：“这是一个隐喻：当下中国已无共识可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儒家，甚至民族主义，都无法得到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大部分人的真心认可。另一方面，由于当局的打压，几乎没有任何带有公共色彩的组织能够稍微发展起来。我在《左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一文中说过，在当下的中国，组织性上我最看好两个群体：基督教和青年女权行动派，但就“重建秩序”而言，基督教能发挥的作用比青年女权行动派要大得多。几年前我就听说中国的基督教徒人数达到八千万，如果是真的，那这个群体的人数已经和共产党员的数量非常接近。这些年，陆续有一些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皈依基督教，我想这不是一种巧合。在与一些基督教朋友交流的时候，我被这样问到过：“就信念的坚定、为人的无私、殉道的决心来讲，自由派能和基督徒相提并论吗？”这么庞大的数量，这么巨大的精神能量，忽略基督徒这一个群体来谈未来的秩序重建，是不理性的。值得一提的是，喜欢大谈“组织资源”的刘仲敬今年高调在香港加入基督教，在他的公众号发表了多篇类似《基督教为世界输入能量和秩序》的文章，并且有基督教知识分子开始鼓吹，刘仲敬会超越这个时代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刘仲敬还想不想做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但考虑到基督教的保守特性及其对理性的抗拒，最后基督教的“组织资源”更有可能被他这样的人而不是被自由派里面的任何人所利用。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自由派的未来确实不乐观。形势却不乐观，越有人想躲进私人领域不被打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消极自由”的概念那么执着：他们不想在政治上反抗一个准极权政府，但是希望在这个政府无暇干预的空间内，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王国”，在这个王国内，自由派可以按照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道德来共处，他们可以在有限的程度内假装那个准极权的政府不存在；但是，任何道德上的苛求，任何提醒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责任的言论，对于这些自由派来说，都是一种对“消极自由”的侵犯，会激起他们的“抵抗”。与这种态度相应的，是一种已经流行了很久，但最近更加流行的姿态：早发早移。我并不是说“早发财早移民”和政治抗争没有任何关系，毕竟在清末，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有大量的资金来自海外的华人。我也没有说，这是一种“犬儒主义”，毕竟我自己的学生，有一半出国以后也是会移民的。不过贾葭老师的这个口号已经明确昭示了，移民并不是谁都有资格的：要“移民”，得先“发财”。而不管在哪里，不能发财的人都是绝大多数。对于这绝大多数，我们该怎么说呢？换句话讲，最有可能移民的人，其实是在这几十年里攫取了最多财富的那些人，而这些人里，有相当的比例是以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这些财富的（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权贵资本阶层”了）。贾老师的“早发早移”项目所带来的服务，有一部分是要提供给这样的一些人的，从商业的角度，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自由派的出路，只有移民一条，那对于自由派整体来说，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这么说来，自由派是一败涂地了？也不尽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两三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启蒙”工作，还是有一点成果的。这个成果就是：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现代社会”。根据查尔斯·泰勒的说法，所谓的“现代社会想象（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人民自治。前面我说过，西方社会几乎垄断了“现代性”的所有解释，所以上述三者在中国未能完全体现，并不说明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刘擎老师在《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中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想象中有重要的几个方面，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是有利的，它们分别是：平等主义的价值诉求、自我理解的个人化，以及生活理想与人生信念的多元化。慈继伟先生在他的《改革时代的道德中国》一书中，给出了更具体的分析。慈先生认为，当下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原始自由民主社会（proto-liberaldemocratic society）”，这是因为1）中国已经抛弃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选择了一些更加“世俗”的目标（比如“现代化”、“安定繁荣”、“国富民强”）；2）“个体”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能动者（agent）而出现（他们能够为自己选择目标，能够运用自己的工具理性去追求这些目标，能够形成自己的“身份”，并在其中找到意义）；3）一种全新的“平等”观念，以“资产阶级主体（bourgeois subject）”为模板，把人看作一个个平等的个体能动者（这种“质的平等”与“量的不平等”共存）；4）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转变，从“全能领导”到工具理性化的“管理”；5）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民众的同意（popular consent）（这种“同意”有别于毛时代那种被宣传和动员所生产出来的“同意”，在形式上，它以各种协商和地方选举的方式体现，在实质上，它依赖于某些评价标准，比如个人发展、国力和社会正义）。



正如泰勒的“社会想象”一样，上述的“基本事实”不仅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它的规范性意义在于：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基本事实”，那政治制度或多或少应该做出变革，以发扬这个社会中最好的方面，抑制最坏的方面。由于缺少这样的政治制度（或说有一个与此对立的政治制度），我们拥有“自由”，但只有“事实的自由（defacto freedom）”，而没有“健全的自由（full-fledgedfreedom）”。我们的“自由”不能成为“自主”，而容易沦为“放纵”；我们的“平等”不能给我们提供“平等尊重”，而变成不存在公认评价标准的“价值虚无”。



一方面，政府是“准极权政府”，另一方面，社会是“准自由民主社会”，这就给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我们不反对施特劳斯的这一个观点：政府对塑造公民德性负有责任。那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将政府与社会截然分离的想法是幼稚的。慈计伟先生认为只有自由民主制（尽管它值得批判的地方也不少）才能使“自由”和“平等”不致沦为“放纵”和“虚无”，但是中国的施派却认为，正是自由民主使得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愈加猖獗。在施派心目中，“最佳政体”必须含有宗教或神圣性的成分，这些神圣性的成分是作为“高贵的谎言”讲给被统治者听的，为的是使他们对国家（城邦）保持忠诚，只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国家当作行走在大地上的“神”来崇拜，才能真正摆脱“虚无主义”。施派这十几年做的事，不是学术译介，甚至不是“货与帝王家”，而是逆转这三十年的“世俗化”倾向，将中国社会“再魅化”。这就是他们说的“回到古典”的真正含义。至于他们成功了多少，那真的见仁见智。



现在的困境并不在于无法推墙或无法改良，现在的困境在于，前面我们说的那些“成果”，或者“基本事实”，都是脆弱的。启蒙需要几代人，洗脑只需要几个小时。三十年才形成的“原始自由民主社会”，五天就可以变成一个极权社会。真正让人难堪的地方不在于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而在于即使有这些自由，自由派也不能阻止什么事情的发生，因为他们会利用这些自由来讨论“我们到底有没有沉默权”。



情况已经到让人绝望了吗？也不至于。以前我说过，施派的政治哲学，到最后还是得赌国运。如果他们赌赢了，那我们也不用怕。


毕竟我们还有面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