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韩寒们的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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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21 莫之许 口炮党人选集

（韩寒新出版的英文书）
在经历了因“韩三篇”引发的讨论以及随后由方舟子主导的代笔闹剧之后，韩寒依旧活跃，不过，曾经的“公民韩寒”却似乎消失了，韩寒几乎不再有对公共事件的发言，更多的是以“全民岳父”似的戏谑调侃面目出现。韩寒的公知生涯，更像是一个插曲，却也不失为时代话语进程的折射。

韩寒以《三重门》一举成名，后投身赛车，走的本来是文青+偶像的道路，也赢得了一大批的粉丝。2006年之后，随着博客的兴起，韩寒依靠一系列与时政有关的博文，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这首先离不开新浪博客等门户网站的大力推荐，对于网站而言，通过制造超级明星以显示平台实力，进而形成平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一种不错的经营之道，在另一方面，也与韩寒的写作内容有关，当时除韩寒外，新浪尚力推徐静蕾，很快，仅仅局限于文艺的徐静蕾就如明日黄花，而越来越切入时政的韩寒则蒸蒸日上。

韩寒杂文风格的博文，从水准上来言并不出奇，但有新浪这样超级平台的推荐，有韩寒本身明星乃至偶像的光环，在大众传播时代，韩寒因此而走红并不让人意外。

但是，韩寒不仅走红，或成为偶像，而是还被看作某种希望，甚至是某种未来的寄托，这背后的成因，则反映出了当时的话语生态：

在当时（2005年前后），经过十多年的有限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之后，所谓的新兴社会阶层日益壮大，历年高校扩招，更在源源不断地为这一阶层提供后备群体。新兴社会阶层更多地依靠市场化而生存发展，不仅在观念上更多地亲市场、亲法治、亲自由，随着自身的发展，也对于自由和权利有越来越多的憧憬，对于体制则有着天然的警惕，凡此种种，都在刺激着自由化的和具有批判色彩的话语的出现。

事实上，早在韩寒的博文横空出世之前，各种新兴时评已经大行其道，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为平台，类似的话语已经蔚然成风。而在网络上，类似话语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与韩寒博文走红同期，罗永浩举办的牛博网也吸引了大量眼球，最终也吸引了韩寒入驻，在两者背后，其实是同样的话语供求机制在起作用。

随着韩寒及其博客的走红，自由化知识分子以及持相似立场的市场化媒体也加入到对韩寒的追捧中，如《南都周刊》就以“公民韩寒”为题，对韩寒做了大幅封面报道。知识分子和媒体对韩寒的追捧，当然建立在韩寒文章本身之上，如果没有话语上的亲近乃至同构，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不过，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们所加以阐发的，与其说是韩寒的文字，不如说是韩寒这个人，或者说韩寒现象。

新兴社会阶层本身既是时代的受益者，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不断获得各种收益，同时又感受到了来自体制的某种剥夺和排斥，因此，既希望有所改变，又畏惧突如其来的变革，乃是新兴社会阶层的普遍心态，这种求变怕乱的心态也催生出了一种在底线内推动，在既有秩序下渐进的话语表达，部分自由化知识分子以及持相似立场的市场化媒体的话语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种心态的回应，韩寒现象的出现和被追捧，则为这种话语策略提供了难得的例证。

因为，正如有人指出的，尽管具有一定的批判性，韩寒的表达始终在“安全线的一米之外”，并未触及体制的底线。对于追捧韩寒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来说，这却正是韩寒本身的价值所在：韩寒在不挑战底线情况下的个人成功，似乎预示着底线之内具有某种成长空间，进而，也就隐含着不挑战体制本身底线，同时又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

于是，在这样的话语策略之下，韩寒被定义为了在这个时代“一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人，一个全方位生长和发展的人”，“甚至被定义为了‘公民标本’”，被寄托了某种足以改变社会的范式意义，其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

在这么一个时代，体制虽然不堪，个体依旧有着超越体制束缚的成长空间，可以“像韩寒那样，在这个不正常的社会做一个正常人，”进而，随着韩寒“成为潮流，成为时尚”，就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像韩寒那样的“公民”，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就呼之欲出了。

就这样，随着韩寒及其博客的走红，通过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解读乃至包装，韩寒俨然成为了特定话语的代言人，成为了某种符号性乃至象征性的存在。

知识分子和媒体对韩寒的追捧，其实已然超越韩寒本人及其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也不无配合，韩寒乃是被这些知识分子所消费乃至收割的对象，如果说韩寒在博客时代早期的走红主要建立在其明星光环和新浪超级平台的推广之上，在后期，韩寒却被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媒体消费、收割、包装成为了某种话语乃至路线的象征，韩寒的公众声望在被极大放大的同时，其实也越来越偏离了韩寒本人。

不幸的是，在所谓“安全线的一米之外”推动社会进步，从来只是美丽的幻想，或者虚假希望。随着韩寒声誉日隆，当他准备再迈出半步，离安全线依旧有大半米的距离的时候，体制已经迫不及待地亮出了红牌：韩寒主创的《独唱团》被迫夭折，上海市委宣传部也发出了针对韩寒的宣传指令。对于极权体制来说，无论是否挑战底线，哪怕仅仅是在所谓安全距离外保持象征性的批判姿态，也都是不被允许的。

最终，在2011年的圣诞节，“十年寒窗，毁于一诞”（艾未未语），韩寒以“韩三篇”及其引发的争论，重新定义了自己与体制的关系，宣告自己摆脱了那些知识分子加之于自己身上的附加物。

随着韩寒的转身，有人曾如此哀叹：“搞掉韩寒，中国民主将倒退20年”，可是，“搞掉”韩寒的，并不是网络上的争议，而是极权体制的红牌以及韩寒自身的选择。

事实上，韩寒及其身上所附着的虚假希望，从来就没有过一秒钟真实存在过，只要极权体制的红牌尚在，那种安全线内推动的虚假希望本身就是荒谬的，类似韩寒在安全线内的批判姿势，从来就不可能推动中国的民主前进哪怕一毫米，随着其转身或者“倒掉”，当然也不会延缓中国的民主进程哪怕一分钟，更不用说20年了。

那种以为在安全线内也能渐进推动社会进步的虚假希望，随着韩寒的转身或“倒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对于韩寒本人来说，曾经附丽于自身的“公民标本”符号，倒更像是一种“负资产”，而需要加以清理乃至切除，毕竟，在极权体制下，哪怕仅仅是安全线内的批判姿势，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慕容雪村、李承鹏等人最近的遭遇，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今，清理掉“负资产”的韩寒，重装上阵，转身以另外的方式拥抱了这个时代，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我吹过的牛，基本上都实现了”。我不知道，这会让那些曾经吹捧、消费、收割、包装韩寒的知识分子们作何感想。但无论如何，韩寒的最新成功，意味着虚假希望尽管不存，韩寒们的时代却仍在高潮当中，在这些继续拥抱这个时代的人看来，这或许算不是“最好的时代”（王烁语），但却依旧可以做点事情的时代，是只要认真，就有机会的时代，或许，在韩寒及其同道们所共同营造的氛围中，这还是一个有情怀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