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撕基：对陈纯文章的一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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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纯文章的一些评论
托洛撕基 2016-10-21 20:50:53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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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良变革之争看自由派的未来

说“周小平比施派更有可能做国师”是“不了解政治哲学的逻辑”，那说施派比周小平更有可能做国师就是不了解现实政治的逻辑。

要说逻辑，首先得区分知识人上位-争宠的逻辑和意识形态演变的逻辑：谁能当国师的问题，首先就不应从学理内容层面——何种学说能够更好地为政权辩护——来考虑。当然，从知识人在学院-思想界中的生存论立场出发，上位-争宠的可能性的确只能体现为话语生产或符号斗争内部的学理性问题。但是从政权与知识界的关系来看，学理逻辑并不能说明太多的东西。哪种思想立场迎合了政权的需要是一回事，政权会不会真的将那种思想立场的代言人接纳为国师是另一回事。

即便抛开国师具体人选问题，单纯在隐喻意义上说“习……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施派”，这也是一个谬误，即试图将意识形态学理化，划归于汉语知识界数个思潮的框架内，这样做是在倒置因果：汉语知识界的面貌，本身恰恰是意识形态演变的后果，无论是新左派、自由派，还是新儒家、施派，概莫能外。施派对政权的迎合，的确非常符合知识人上位-争宠的逻辑，但这一方面不能说明国师的可能人选，另一方面也不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趋势。就像没有一个汉语思潮能够说明习相对于江/胡的变化一样，我们同样也不可能从对知识界现状的观察中把握/预测政权对未来话语生产的真正需求。

有任何一种汉语思潮能解释强世功的上位吗？有任何一种汉语思潮能解释甘阳（？）投书上位的失败吗？我们不难观察到这样一种幻觉：知识人自身，总倾向于将他或他的同行在学界中的影响力投射到学界之外，特别是投射到他（自以为的）对政权的影响力之上。对于一个正常的政治社会来说，这种投射或许是合理的；但对于当代中国，这样做就是刻舟求剑：要害在于，汉语知识界的变化相对于意识形态的演变总有一种滞后性，譬如，九十年代新左/自由派的争议看似要对未来做出某种“指导”，但实则是在八九枪口的约束之下，对改革进行一种保守的证成。这样的争议并不是充分政治化的，因而也就不是“关于”或“超越”意识形态的，而是隶属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它严重受困于过去与当下的既成政治事业，而不具有任何未来性（通过对一个狭窄而晦暗的未来的频繁谈论，人们实际上也就保卫了导致这种狭窄而晦暗的未来的当下政治）。也正是鉴于这种滞后性，想从对当下施派立场或施派人士之意图/行为的观察中衍推出关于未来意识形态的主张是不可思议的，或至少不会比我们通过对政权的直接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更加可信。

实际上，当人们说周小平这样的丑类可能成为国师时，他们的真正意思是：不可能存在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师”；政权并不真的需要一位“国师”。这种戏谑的说法比严肃地谈论“国师”可能是谁更加深刻地把握住了这个政权的性质。在我看来，对国师人选的在意，更多地反映出自由派对其建制内同行之生存状态的一种严重关切，这种关切很大程度上依然要在前述那种生存论的层面上得到理解。进一步来说，陈纯对施派之批判的意味，也逐渐地在他对“国师”的积极想象中得到了澄清：不论国师有多么邪恶，重要的是必须有这么一个体制内角色作为挂钩，否则就无从将对当下/未来意识形态的把握与自由派知识人的自我理解联系起来。但是，就政治反对者的主体性而言，这样一个挂钩正是我要极力反对的东西。

作为政治反对者的知识人的自我理解，和作为顺服于学院-思想界生存论的知识人的自我理解，两者间有一种严重的张力，自由派对国师角色的积极想象正是这种张力的后果。这种想象的展开，实际上反映了对自由派丢失话语权力，进而丢失在公共领域中的影响力的担忧，但这种影响力的有无，既关系到政治反对的绩效问题，又关系到知识人的生存状况。从中我们就可以把握陈纯这篇文章的核心关切——因为知识人的现实成就一方面反映了他与体制的暧昧关系，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自由派事业的积累——这种关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他脑海中出现的图景似乎是，三十或二十年来，自由派的事业与以“国师”为代表的反动事业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正邪较量，而他要薪火相传，从批判施派出发来参与这种较量。

在“政治哲学的逻辑”上，正邪对立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但从后三十年的历程看，我不认为存在着一种积累性的自由派事业，也不认为“国师”概念能够正确体现我们对敌人的想象。一方面，“国师”论更像是知识人囿于身份政治，一厢情愿地将敌人形象比附于自身的产物。另一方面，以启蒙式的意图伦理而论，自由派事业应当是/最好是积累性的，但现实证明，习三年（或四年）非常有效地——比前任更有效地——将刘擎和慈继伟所罗列的那些事实纳为己用，或非常有效地应对了那些事实所导致的反体制压力。

历史地看，政治反对者的主体性尚且不是积累性的，而是有待当下积极的建构，更毋论政治反对的任何成果或绩效了。这些成果就像是烫手山芋，蕴含着沉重的道德责任与现实负担，因为认领这些成果就意味着有义务继承并代表过往罪恶的受害者，向未来的正义索求对他们的补偿——我们亏欠着无数牺牲者一个超越时空/代际的承诺，这样的义务才是政治反对者的自我理解所最难消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那些坐等“大洪水”或打算“早发财早移民”的人不存在这样的自我理解，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避开了这样的道德责任——当然，这无论如何不是对他们的辩护。问题只在于，自由派的未来依赖于手段与目的的合一——既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出关于未来的承诺，更取决于我们能否从既有成果出发，践行这样的承诺。对后者而言，知识人所面临的恐怕更多是能否超越学理逻辑之视角，乃至超越学院建制的身份政治与生存论约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