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乌克兰的历史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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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与欧洲其它民族的命运迥异，乌克兰人长达近70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自己的贵族、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极少数政治、文化精英亦高度俄化，甚至不会讲乌克兰语。

乌克兰的历史死结（一）：谁是乌克兰人？

乌克兰，美女严重泛滥成灾的国度，需不需要加上“之一”，尚可商榷，但必要性不大。基辅街头，一口不怎么帅的“锅”经常手牵两三个“波姬小丝”，左拥右抱，直叫人垂涎三尺。

贤淑的乌克兰美女，西欧成功男士颇为垂青的伴侣，相比起爱酗酒，责任感弱，不那么勤快的东斯拉夫男人，乌克兰女性与西欧绅士和贤惠的中国男人过日子倒是种绝佳组合。



（乌克兰前美女总理曾迷倒全球无数男性，她的作风和独具特色的发辫成为乌克兰政坛上一道风景线，季莫申科当下也是反对派阵营最有人气的政治人物，借着此次广场运动，可否东山再起？）

如果乌克兰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也像它的女性那样完美就好了。通常来说，美女是天生的“资本主义动物”，会向着富裕发达的方向流动，其实人皆有这种本性。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近年不仅在流失美女，也在流失人口。苏联解体前，乌克兰约5180万人口，十年后下降到4840万，经过最近这十年，再跌落至4400多万。

无外乎四大原因导致乌克兰人口负增长，一、出生率低；二、移居国外追求更好的工作与生活机会；三、乌克兰独立后，部分俄罗斯族流回俄罗斯；四、男人酗酒、嗜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男性寿命短，死亡率高，使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乌克兰的女性数量要比男性多出8个百分点。

历代“大斯拉夫主义”者曾想把整个斯拉夫民族集群联合成一个大国，这个梦想从没实现过。倒是来自格鲁吉亚的斯大林精心运作，在四十年代末将这个愿望基本落实了，各个斯拉夫兄弟民族似乎都被捏到了“苏维埃集团”旗下。

自苏联解体后，各斯拉夫国家走上不同道路但却殊途同归，总体方向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基本社会保障、多元民主政治。无论社会发展水平，还是民主政治质量，乌克兰都成了斯拉夫当仁不让的“后腿小弟”。

西斯拉夫的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已踏入发达国家门槛，波兰紧随其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大厅，克罗地亚不输于捷克，就连保加利亚也快接近次发达国家水平，塞尔维亚曾倍受战乱困扰，现在也已处在发展中国家顶端，其综合发展水平仍把乌克兰甩在后面。

若仅从表面经济数据看，东斯拉夫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比乌克兰表现良好。外界对白俄罗斯政经体制质疑不断，西方有人称其为欧洲“最后的苏维埃国家”。总统卢卡申科在那里建立了比普京政府还强势的政体，与俄罗斯缔结高度依赖性的政经关系，那里的一切与苏联时代相比，似乎变革不大。不管白俄罗斯有什么问题，至少在卢卡申科和普京的支持者看来，那里是近二十多年一切“革命”与“动荡”的绝缘地，貌似江山像铁桶一样稳。

乌克兰既不像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国家，发育出较高质量的现代政经体制，又没像东斯拉夫的俄罗斯和白俄罗衍生出强人威权政治，长期的政治危机和街头动荡却使它闻名于世。作为第二大人口的斯拉夫民族，拥有欧洲第二大国土面积，苏联时代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经济体，分家时得到了第二多的工业设施，乌克兰到底怎么了！

乌克兰的文明史颇为悠久，但作为一个近现代独立国家，时间相当短暂。

来自乌克兰的世界名人能写满几张纸，有那么几位在中国家喻户晓，他们对世界和中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文学家果戈理，哪个文艺青年不知道《死魂灵》和《钦差大臣》呢；苏共三个总书记——赫鲁晓夫、勃涅日列夫、戈尔巴乔夫，就不用介绍了；卡冈诺维奇，知道的人虽然不多，他却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斯大林晚期的苏共政治局九常委之一，曾经权势显赫的人物。

不过细究一下会发现，果戈理是高度俄罗斯化的乌克兰族，他的母语却是俄语；赫鲁晓夫和勃涅日列夫都是生长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戈尔巴乔夫来自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一个乌俄两族混合家庭；卡冈诺维奇则是乌克兰的犹太人。

乌克兰的乌克兰族在哪里呢！

现当代乌克兰建立独立国家的历程艰难，政治转型曲折，在古代它的发展历程也不是抹两天眼泪能说完的。可以说，乌克兰是世界上罕见的苦逼民族，其命运之独特只能用悲摧来形容才妥帖。

1240年，成吉思汗孙子拔都率蒙古军队第二次西征，攻陷基辅那天，乌克兰人的噩梦就开始了，延续近四百年的“基辅—罗斯”大公国灭亡，拔都后来折回南俄草原建立了“金帐汗国”，开启罗斯诸邦的蒙古统治时代。

基辅—罗斯原本是东斯拉夫三个支系——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文明发源地，基辅也是古罗斯诸邦之母，三个民族今天的主流历史叙述都得追溯这一段，认为这是本民族的第一个国家，皆尊崇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一世及其子雅罗斯拉夫为古代圣王。当然，那个时代没有“俄、乌、白”这种民族身份概念，大家都是“罗斯人”。

基辅被蒙古军队夷为平地后，繁荣不再，东斯拉夫的政治和宗教中心随着大主教1299年迁到弗拉基米尔，最后再搬到了莫斯科，部分基辅居民也迁移到北方的各国，让罗斯文明在这里传承和发扬下来。

莫斯科大公国“韬光养晦”，给蒙古人当包税人，携金帐汗以令诸罗斯，逐渐势力强盛，最后统一罗斯多个邦国（不包括乌克兰地区），摆脱蒙古统治。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中心，并以第三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为后来的世界超大帝国——俄罗斯帝国铺筑了道路。

今天很多俄罗斯人挠破脑袋想不明白，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发源地，还包含了基辅在内的大部分古罗斯名城和遗迹，现在居然是“另一个国家”。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基辅—罗斯的荣光归于乌克兰，那个时代莫斯科不过是个边陲小镇，俄罗斯只不过后来剽窃了其成果。



（根据《罗斯古事记》，维京贵族留里克三兄弟受到东斯拉夫人邀请前来建国，这是“基辅-罗斯”大公国的起源故事。俄罗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面对这个故事时颇为尴尬，难道东斯拉夫国家的皇族来自日尔曼维京人？自然也在学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更主流的意见是，尽管罗斯君主是日尔曼人，但也相当斯拉夫化了。）

东斯拉夫的俄罗斯人崛起了，走上东征西讨的战斗民族之路，而另一个兄弟民族乌克兰则沉沦了，这一地区成为七百年各方势力角逐的战场。

乌克兰先后被崛起的立陶宛和波兰统治，然后又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立宪君主制）”统治；经过一系列争夺战之后，1667年俄罗斯与波兰签署《安德鲁索沃条约》，完成对乌克兰的瓜分，东部乌克兰落入沙皇之手，自此与俄罗斯捆在一起320多年，乌克兰也得到了一个别称：“小俄罗斯”。沙皇以此为契机机逐渐扩充，直到把大部分乌克兰纳入版图。

但是西乌克兰则有着不同命运，从来没有被俄罗斯帝国染指，后来波兰被瓜分，它转手进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手，东西两个乌克兰渐渐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也为当代的乌克兰政治埋下历史伏笔。

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九成乌克兰人生活在农村，是农民，而地主还是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俄罗斯人；城市里的商业、行政、法律又被德意志人、犹太人所包办；工厂里的工人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生活在农村的乌克兰人由于缺少机会，生活困苦，大量向外移民，约有600多万

与欧洲其它民族的命运迥异，乌克兰人长达近70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自己的贵族、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极少数政治、文化精英亦高度俄化，甚至不会讲乌克兰语。一个种田种了700年的民族，乌克兰人对商业、工业、行政、法律、教育，曾经相当陌生。

“我不是小俄罗斯”——尽管受到压制和同化，乌克兰追寻民族身份的精神火种几百年间若隐若现，始终未熄灭。乌克兰古近史，就是一部种田史、血泪史、被瓜分史；乌克兰当代史，则是一部民族主义发飙史、伸张史。

只不过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相较其它民族，像“2002年那一场雪，比以往时候要晚一些”，但它却后劲十足，有时候还非常上头。（文/段宇宏）



这幅画显示了“基辅—罗斯军队在作为“异教徒”的时代袭击东罗马帝国（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与很多国人所认为的不一样，俄罗斯上千年政治发展并未受蒙古人多大影响，除了获得几个跟畜牧业有关的词汇。“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一世想为罗斯地区引入信仰，考察了当时的几大宗教，他认为犹太教虽好，但犹太人没有自己国家；伊斯兰教不错，但不准饮酒和吃大肉，罗斯人无法忍受；天主教规定过于严格，并且要听命于教皇。最后他选择了皈依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那里有着金壁辉煌的宫殿和教堂，隆重华美的仪式，置身其中分不清是天堂还是人间，而且要求人们绝对服从于最高政教领袖——君主。此后的莫斯科大公国又继承并发挥了这种传统，历代沙皇政府也常以东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拜占庭的政治、宗教模式在俄罗斯刻下了深深的痕印。

（二）追寻乌克兰人：俄乌口水战与民族精神

“朋友们，在战争开始前，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同志无处不在。

爱，是俄罗斯的灵魂，爱，不用任何理由，他是上帝给我们的。

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这样一群无耻的混蛋（指波兰人），拿走了我们的马匹、谷物……”

           （电影《塔拉斯·布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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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果戈理诞辰200年之际，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艺界、学术界爆发了一场有趣的口水大战——“果戈理到底是属于谁的？” 外人看来这场论战可能有点好笑，但双方都是认真的，因为关涉到各自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构建”。

“我觉得，果戈理归属的争议没有意义，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是侮辱，他毫无疑问是乌克兰的，尽管用俄语写作”，当时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也参与进来吐槽。

俄罗斯政府把2009年定为“果戈理年”，推出系列纪念活动，认为这无疑是一次“弘扬爱国主义”，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机会，但却激怒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4月份，根据果戈理英雄史诗小说改编的电影——《塔拉斯·布尔巴》上映，无疑是当年重头戏，此片得到俄联邦文化部的大力赞助。

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塑造的一位抗击波兰的“哥萨克英雄”，小说没有特别明确的时代背景，但可推测约在17世纪中期之前，波兰统治大部分乌克兰时代，布尔巴是乌克兰第聂伯河哥萨克的一位领袖，第聂伯河哥萨克与顿河哥萨克曾是著名的两大哥萨克集团。

这部主旋律大片开篇时，乌克兰老演员鲍格丹·斯图普饰演的布尔巴在暴雨中向衣衫褴褛的哥萨克战士们发表了一番充满“俄罗斯爱国主义情怀”的演说，装备精良的波兰骑兵正滚滚而来。随后哥萨克们“为了俄罗斯，为了自由”，勇敢投入战斗，如此具有“民族精神”宣染力的镜头在电影中比比皆是。

电影把布尔巴塑造成一个铁打的硬汉，他的人生辞典里只有“战斗、战斗、再战斗”，“和平与谈判”在他看来是“娘娘腔行为”，他率领哥萨克骑兵纵横驰骋，劫掠波兰的城镇和村庄。

电影中布尔巴演讲时倒不像生活在古代乌克兰的哥萨克，而像“列宁在十月”，如果不考虑技术和时代因素，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以前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革命影片，只不过所弘扬的不是“国际主义革命精神”，而是“民族主义”。



（注：电影《塔拉斯·布尔巴》海报。果戈理虚构的抗击波兰的哥萨克领袖布尔巴也有人物原型，但不管是文艺人物还是历史人物，都被后世文艺作品刻意拔高，离事实相去甚远。）

与其说这部电影能真实折射那个时代，不如说这是当下很多俄罗斯人想要的“历史叙述”，符合时下精神需求。据说不少俄罗斯人看得热泪盈眶，还有很多青年把发型剃成了“哥萨克头”。“这比看100 本书、上100 堂课的效果都要好，每个看了电影的人都会明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家，而敌人来自西方”。俄罗斯被称为“极右翼”政党领袖——自由民主党的日里诺夫斯基看完电影悟出了这么一番道理。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把本民族的果戈理和布尔巴窃为己有，电影宣扬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它是普京主义在文艺作品中的投射”。乌克兰有学者指责，果戈理生前没有得到俄罗斯善待，虽把“可敬的果戈理”挂在嘴上，除了临时弄个不伦不类的“果戈理”博物馆，可没有一条街一个地铁站以果戈理命名，而以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命名的类似建筑却比比皆是。“俄国人居然把果戈理的颅骨都弄丢了”，这是俄罗斯被数落的“罪状”之一。

有趣的是，基辅乌克兰语版本的果戈理诗歌和小说，乌克兰出版者把内文的“我的俄罗斯”、“为了俄罗斯”之类的词句全改成了“我的乌克兰”、“为了乌克兰”，这又惹恼了俄罗斯朋友。

双方争论中各有尴尬之处，果戈理虽是乌克兰族，却用俄语写作（注：上一篇说过，自基辅被蒙古军队摧毁后，乌克兰人种田种了七百年）；布尔巴被俄罗斯视为“民族英雄”却是乌克兰哥萨克。

“民族主义”争执的基本原则本就是立场优于事实，无所谓“对错”。通常先是有了“民族作家”，然后有了“民族主义”，最后产生“民族”，俄乌两国都未背离这个规则。当这个构建过程完成后，一些古人自然被强行赋予了后世才产生某种意识，成为符号，又为“民族认同”的构建贡献精神力量。其实古人在那个时代，压根就没有这种意识，自己都不懂后世赋予他的那些观念。

说起来，乌克兰历史上，还真有一个“布尔巴”这样的人物原型，成就远比布尔巴卓越，他叫“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领袖，反抗波兰起义中于1649年曾占据乌克兰中部的大多数地区，建立起哥萨克政权（不算是国家，不具有国家特征）。赫梅利尼茨基被今天的俄乌两族都视为追求民族自由的英雄，他的崛起对中东部乌克兰历史走向有巨大影响。沙皇后来为赫梅利尼茨基造了一尊塑像，今天还立在基辅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



（注：沙皇为17世纪中期乌克兰哥萨克政权领袖“赫梅利尼茨基”立的塑像，至今仍矗立在基辅。）

蒙古摧毁基辅—罗斯公国，却未建立起有效的直接统治，除了收税、册封、征讨，与罗斯诸城邦很少有交流，使得基辅为中心的乌克兰中部出现权力真空，给波兰、立陶宛的东进和哥萨克的崛起造就了机会。

波兰是欧洲较早崛起的大国，其政治演化史与东欧、西欧很多国家迥异。

英国伴随强化中央集权和君权的过程，逐渐去封建化，削弱贵族力量，瓦解了农奴制（黑死病有推动作用），最后意外演化出“中央集权立宪君主制”，只不过中央集权的主体是议会（法国、普鲁士的中央集权主体是君主）。

波兰崛起以后，却随着君权弱化和中央分权的推进，贵族力量日益坐大，封建化趋势加强，反而演化出农奴制（俄罗斯则随着中央集权和君权强化衍生出农奴制），波兰贵族们逐渐把属下之民变为农奴，乌克兰人自然难逃劫数。波兰同时产生了近代欧洲最早的“中央分权君主立宪制”，由于贵族内乱频繁，君令难出封地，最终导致波兰在列国争战中走向衰败。18世纪，俄、奥、普三次瓜分波兰，西乌克兰转入奥地利之手，中东部乌克兰渐被沙皇纳入版图。

哥萨克并非民族群体，而是一个军政集团，其民族成份和成员身份复杂。东欧演化出农奴制后，各族的逃奴、逃犯、饥民、流民、破落贵族、叛乱人群逃亡至边远富裕地区形成哥萨克群体。哥萨克既包含了今天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也包含摩尔多瓦人、波兰人、希腊人，甚至还有少量犹太人和鞑靼人（随蒙古西征的突厥部族，中国称为塔塔尔）。

哥萨克的要塞称为“塞契”，他们有自己议会，叫作“拉达”（今天乌克兰国家议会就称为中央拉达，即来源于此），拉达具有议事和选举“盖特曼”（哥萨克领袖）的功能。

后世俄罗斯（包括苏联）、乌克兰各家各派文人、学者各取所需，给哥萨克及其领袖赋予了各种“精神”和“意义”，什么“爱国主义典范”、“民族自由斗士”、“阶级斗争先驱”、“骁勇无敌的战士”……其实都是胡说八道。

哥萨克既为波兰打仗，也反抗波兰人；既对奥斯曼帝国及其盟友鞑靼人实施袭击，也曾与他们联合征讨波兰；他们有时既向沙皇求助，为其打仗，也起兵反抗沙俄，甚至与外国力量联合对俄罗斯作战；波兰和沙俄惩治不听话的哥萨克，把他们变为农奴，取消自治权，哥萨克也经常外出抢劫，把“异教徒”掠为奴隶，哥萨克贵族本身也是农奴主，赞同农奴制。

哥萨克的政治选择，没有鲜明的“民族立场”，甚至都没有后世附会的“民族观念”。赫梅利尼茨基领导了最大一次哥萨克起事，在乌克兰中部建立“盖特曼政权”，无论这个政权还是他本人，同样具备前述复杂特征。

搞笑的是，哥萨克政权的贵族们，根据民间传说，宣称自己是“萨尔马提亚人”的后裔。萨尔马提亚人是基辅—罗斯大公国之前，比东斯拉夫人更早生活在此地的“斯基台人”的近缘部族，以骑射技术而闻名。萨尔马提亚人与伊朗人族缘更近，并非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祖先。

这个时代，外来的游历者们也注意到了，在今天乌克兰地区生活的这个族群，与俄罗斯人虽然语言属系有相近性，但仍有重要差别，他们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亦与俄罗斯相异，他们是什么人呢？

当时连乌克兰人也没想好自己是什么人，因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更没有自己的作家和国家，甚至还没有“乌克兰”这个词汇。一部分乌克兰人自称“萨尔马提亚人”后裔，另一部分乌克兰人自称“鲁塞尼亚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则完全没有“族群观念”，若有人问起，他们会说“我是正教徒”、“我是天主教徒”，或者说“我是种田的”。

这还是一个追寻不着“乌克兰人”的时代，不过，也快了！(文/段宇宏)



（注：真实的乌克兰“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与文艺作品所刻画的形象有相当差距。他建立的哥萨克政权在几大势力的夹缝中游走，为了对抗波兰，最后不得不向沙皇求援，表示臣服，自此把俄罗斯力量引入乌克兰，一发不可收拾）

（三）：我是乌克兰人——民族爱恨与记忆

“那些被囚的人啊

被迫讲着我们敌人的语言

他们如何能够理解自己民族的诗歌

而这些诗歌又如何能用外语唱诵

但忘记它们则是更为严重的耻辱”

——《巴比伦之囚》

塔拉斯·舍甫琴科（乌克兰民族主义启蒙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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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斯拉夫地缘政治剧《乌克兰不相信眼泪》第一季《基辅惊魂》已落幕，敬业的“剧组人员”顾不上休息，迅速推出第二季——《克里米亚风云》，这一季更加跌宕起伏，增加了不少新面孔。

第一季前情回顾：一场血腥战斗后，惊心动魄的“广场革命”大功告成，亚努科维奇出逃，总统府变成公园，豪宅沦为游乐场；临时政府宣布通缉前总统，前美女总理季莫申科从狱中获释，展开政治逆袭。

第二季开篇：乌克兰唯一的自治共和国，也是唯一俄裔占多数的地区——克里米亚风起云涌。克里米亚有俄裔民众举着俄罗斯国旗涌向街头，不明身份武装占领共和国议会，把俄国国旗插上大楼屋顶，还有人喊出“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口号；应克里米亚总理谢尔盖•阿克谢诺夫的求援呼吁，俄罗斯上议院授权武力干涉，俄军剑指乌克兰，在当地武装配合下，已实质控制克里米亚；乌克兰向军队下令总动员令，进入战备状态。俄国同时向广场革命中几个极右民族主义组织领袖发出通辑令。

乌克兰东部，尤其是俄化程度较深的顿涅茨克（亚努科维奇老家）等多个城市，很多说俄语的“带路党”举着俄罗斯国旗上街抗议新政府“非法”，请求普京出兵乌克兰；而在基辅，也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聚集在独立广场，举着乌克兰、美国、德国、意大利国旗要求北约和美国支援；克里米亚街头，鞑靼人、乌克兰人与俄罗斯裔就当地前途打成一片，酒瓶、石头在街上四处乱飞。

这部“电视剧”没有“绞尽脑汁”的编剧，却比《纸牌屋》还扣人心弦，《纸牌屋》图森破图样的编剧没有失业，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美国。本文不做剧情预测，还是回归探寻乌克兰历史死结的本位。





（注：广场革命后，乌克兰东部俄化较深的顿涅茨克等地区多个城市，爆发俄语公民抗议，不少人举着俄罗斯国旗，要求普京干涉）

从克里米亚说起

克里米亚缘何成为第二季开篇的主角，还得从60年前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个决议说起。1954年，纪念“俄乌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订300周年，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的管辖权划归了乌克兰。俄罗斯很多政客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前副总统鲁茨科伊评价说，这是赫鲁晓夫“喝高了中暑了”之后的怪诞行为。

斯大林把克里米亚居民鞑靼人全体流放，迁移俄罗斯人充实当地，他去逝后，经过几十载“还乡斗争”，发生无数暴力冲突，鞑靼人回到自己故土，反而成了只占12%的少数民族。克里米亚独立也好，回归俄罗斯也好，无疑还要过当地乌克兰族和鞑靼人这一关。

克里米亚曾是蒙古长支宗王系（指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其后裔）所建的金帐汗国属地，开国之君拔都（术赤的次子）把克里米亚封给了自己的十三弟“秃花贴木儿”。 金帐汗国衰弱，秃花帖木儿的后裔分裂出来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和“喀山汗国”（今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地区）。

两大汗国统治阶层为突厥化蒙古贵族，属下军民则多是突厥系鞑靼人。克里米亚汗国版图不限于克里米亚半岛，还包括今天乌克兰南端狭长地带以及俄罗斯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部分地区。汗国强盛之时，鞑靼骑兵西抗波兰，东击莫斯科，长期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充当桥头堡。



（注：乌克兰中西部同样爆发了对俄罗斯干涉的抗议，基辅街头的集会，人们举着德美意乌国旗，要求声讨俄罗斯）



（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与俄裔就当地前途问题发生争议，在街头大打出手）

克里米亚汗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奴隶贸易市场，经常深入俄乌地区掳掠人口为奴，乌克兰哥萨克政权“盖特曼”赫梅利尼茨基为联合鞑靼对付波兰，同意他们到乌克兰地区掠民为奴作为回报。汗国还定期出兵南俄草原实施“减丁”，阻止斯拉夫人定居此地。

沙俄崛起之后经过两次“俄土战争”，1783年最终把克里米亚纳入版图，悬在俄罗斯头上500余年的“蒙古弯刀”彻底被移除。171年后，克里米亚作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礼物”意外赠送给了乌克兰。这纸协议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心中，无疑开启了民族的痛苦历史进程。

沙皇对乌克兰一向深怀浓厚兴趣，获得这块土地，将得到打击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据点。肥肉是自己先送上门的，赫梅利尼茨基试图引入沙皇力量对付波兰，1654年在基辅附近的小镇佩列亚斯拉夫签下条约，承认沙皇对乌克兰（不包括西乌克兰）的统治权。他原本想讨价还价，要求沙皇保障哥萨克的权利，但被无情拒绝。沙皇依据这个条约，成了“大俄斯和小俄罗斯”的君主，正式展开对波兰的战争，并以此约国依据，逐步把大部分乌克兰吞入囊中。

与此同时，北欧的瑞典崛起成为强国，参与“俄瑞波三国争霸战”。沙皇拼命征调哥萨克当炮灰，加剧了哥萨克内部纷乱及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赫梅利尼茨基死于内乱之中，乌克兰陷入了30年的战乱时代。

某些文学作品把哥萨克描述成“骁勇无敌的战士”，归因于作者缺乏军事常识。哥萨克自由散漫，粗鲁野蛮是真，但组织性、纪律性缺乏，唯一可炫耀的就是“不怕死精神”，而这个也是相对的，碰到近代国家训练有素的职业军队，同样跑得比兔子还快。瑞典虽然人少土狭，却一度开创世界军事之先河，哥萨克与军事技术优越的瑞典军队接仗时，往往一触而溃。沙皇征调哥萨克对瑞典作战，已令他们感到厌恶和恐惧。

见沙皇控制乌克兰日深，1658年，赫梅利尼茨基的继任者维戈夫斯基与波兰结盟，签订《加佳奇条约》，波兰则承认哥萨克拥有高度自治权；但一切为时已晚，此时的波兰在俄瑞两国的打击下，已无法在乌克兰充当平衡沙俄的外力。在沙皇军事压力和内部叛乱中，维戈夫斯基逃亡至波兰度过残生。

19世纪初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启蒙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写道：“你炫耀，我们曾经把毁灭带给波兰，没错，波兰垮台了，但你也紧接着被摧毁”

舍甫琴科在抱怨赫梅利尼茨基，他所描述的，正是一纸“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摧毁了波兰，也灭亡了乌克兰哥萨克政权（舍甫琴科的责怪并不一定正确，乌克兰地理上紧贴沙俄，这种结局是早晚的事儿）。

1700年，俄国与瑞典爆发“大北方战争”，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率军攻入俄罗斯，分兵进入乌克兰，当时的哥萨克政权，领土已萎缩至以前的三分之一，时任盖特曼的马泽帕做了一次最后挣扎，选择与瑞典结盟，希望查理十二世把乌克兰从沙皇控制下解放出来。伴随而来的是彼得大帝的疯狂报复，波尔塔瓦战役，俄军击败“瑞典—哥萨克”联军，彻底断送乌克兰与俄罗斯分手的一切可能。

对乌克兰东部、中部和南部的全面控制却有一个过程，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女沙皇时代才完成。1785年盖特曼政府被取缔，乌克兰人拥有的一切自治权被彻底废除。沙俄在乌克兰取消了波兰语学校，推行俄语教育，对乌克兰的民族语言及其教育，采取严厉禁止的政策。乌克兰成为沙皇对外扩张的跳板，要向沙俄军队提供兵员和粮草。彼得大帝的庞臣，据说是卖包子出身的亚历山大·孟什科夫成为乌克兰最大地主。

正如舍甫琴科诗云：“是一世（指彼得大帝），将不幸的乌克兰送上绞架同，是二世（指叶卡捷琳娜），完成剩下的罪恶”（自舍甫琴科《梦》）。



（注：19世纪乌克兰最著名的民族主义启蒙知识分子，作家、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他创作了大量唤醒民族意识，批判沙俄的作品。今天基辅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基辅国立塔拉斯·舍甫琴科大学”）

到上世纪20年代，城市中说乌克兰语的人口沦为绝对少数族裔，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大多数农民反而成了乌克兰语的载体，但他们却普遍没有民族意识。缺乏知识分子，则民族主义不会萌生，沙皇时代推行俄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乌克兰精英，当中只要有个别人的民族意识苏醒，就播下了火种。

17世纪末，哥萨克政权地区开始出现“乌克兰”这个词汇（意为边界），一些居民开始以“乌克兰”来指称这个地区，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但仍未带有民族色彩。1798年，伊万·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撰写第一部乌克兰语著作——长诗《埃涅阿斯记》，为后来的知识分子研究乌克兰语法、民间故事和诗歌提供了素材。1830年代，马克西莫维奇通过与俄语诗歌对比，正式提出，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是两个民族，在给朋友的去信中，他开始使用“一个老乌克兰人”的落款。因为在高级知识分子圈中打着“文化研究”的旗号，沙俄政府未予留意。

1840年代，基辅的中小知识分子组建“圣西里尔—梅多迪乌斯兄弟会”，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塔拉斯·舍甫琴科”，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宣扬乌克兰民族主义，痛斥沙俄对乌克兰的统治。舍甫琴科因此遭到流放，并被终生禁止返回乌克兰。

民族主义火种在中部乌克兰播下，却在西部熊熊燃烧起来，这归因于奥匈帝国较为尊重民族多元，允许乌克兰人发展乌语教育，也容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学社和党派。值得玩味的是，早期，中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具有反俄色彩，西乌克兰的老一代民族主义却有亲俄色彩（离得远反而容易有亲近感，新成长起来的民族主义者具有反俄色彩，称为民粹派）。

20世纪90年代，“格鲁舍夫斯基”被聘为西部的利沃夫大学乌克兰史教授，很快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他系统梳理乌克兰历史，改造舍甫琴科学社，纠正了“鲁塞尼亚人”、“萨尔马提亚人”等错误的认同，进一步论证俄乌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乌克兰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已在知识阶层完成了文学和史学构建。

民族的悲情记忆

一次世界大战，乌克兰人归属两大阵营，各参加一方作战。这次大战干趴三大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乌克兰貌似迎来一次机会，也迎来持续数年的大动乱期。

1918-1921期间，乌克兰境内出现多个声称代表独立国家的政权，大致而言，西部有“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东部有“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领土内主要分成“乌民族主义者”、“苏维埃”、“俄临时政府”几大势力，活跃着德军、波兰军、红军、白军、各色农民军以及几支民族主义军队，他们之间纵横捭阖，拉锯混战，基辅在各方势力攻夺下数次易手，局势比任何国家都纷乱复杂。

波兰借大战的结果和协约国的支持得以复国，向东挺进欲收复西乌克兰，苏俄红军内战中取胜后西征准备一气拿下东欧。东西两个乌克兰政权皆向对方求援，希望帮助抵御波兰军队和红军，但各自都心有余而力不从。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力量小于任何外力，不管德军、白军、红军、波兰军都对乌克兰民族独立和语言文化光复皆无兴趣，民族主义既需要联合一方抗衡另一方，也同样要跟所有势力作战。混战的最后结局，苏俄红军恢复沙俄时代在乌克兰的版图但也无力再西进，与波兰签订《里加条约》确认了边界，东部是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西部仍重归波兰统治。

波兰人在西部取缔乌克兰语文教育，重推波兰化。列宁吸取以往教训——强推集体农庄，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文化诉求，一旦有外力介入，即叛乱四起，在政权甫稳之际，同意推广乌克兰语文教育，暂停集体化政策。

当时乌克兰共产党约有党员5.6万人，占全乌人口的0.2%，党员的80%为俄裔和犹太人，其余20%乌裔党员，只有11%懂乌克兰语。在宽松政策下，至1929年，约83%的小学和66%的中学可使用乌克兰语教学。但好景不长，进入30年代，斯大林又全部取缔了乌语教育，强推农业集体化。

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所占比例远远大于他们在俄罗斯的人口比例，乌克兰犹太人为俄共提供了大量的党员干部。比如，俄共政治局委员中，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克列廷斯基都是犹太人；季诺维也夫和红军的重要缔造者，声望仅次于列宁的托洛茨基皆为乌克兰犹太人。这与俄乌两国长期歧视犹太人传统有一定历史渊源，有些债，早晚都要还的！

混战期间，全乌克兰各地掀起纳粹崛起之前欧洲最大规模的屠犹运动，约有30万犹太人丧生，白军、红军、各民族主义政权皆有染指。1919年1月，东西两个乌克兰共和国曾短暂而又松散地宣布合并为一个国家，该政权的临时执政“彼得留拉”内阁要承担大部分屠犹罪责。讽刺的是，彼得留拉今天被全球犹太人视为刽子手，但却是乌克兰民族英雄，重塑民族历史记忆时，屠犹史被轻描淡写带过。

两次大战期间的两次大饥荒，构成乌克兰民族历史的另一大痛苦记忆，催生更多的民族主义悲情。俄共在内战时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强征谷物和强推集体农庄，导致一场大饥荒肆虐欧俄全境，约有千万人饿死，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也不能幸免。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国和土耳其伸出援手，最终才渡过难关。



（注：今天的乌克兰，每年都要举办规模颇大的大饥荒死难者悼念活动，各地也纷纷建立纪念碑和纪念馆，它也催生了更多民族悲情）

斯大林30年代初在乌克兰制造的惨绝人寰大饥荒，导致700万人丧生，同样引起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口水战。俄罗斯不是否认大饥荒事实，而是坚决反对将其定性为“种族大屠杀”，更不赞同“俄罗斯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大屠杀”这种说法。

乌克兰独立以后，悼念大饥荒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每逢纪念周期，人们纷纷聚集起来献花、点烛、祈祷，以追思惨死的同胞。  俄乌双方争论中各执一词，颇像电影《无极》里谢霆锋和真田广之在法庭上对白的场景。

乌克兰：“它是种族大屠杀”。

俄罗斯：“它不是种族大屠杀”。

乌克兰：“它就是种族大屠杀”。

俄罗斯：“它不是”。

乌克兰：“它就是”。

俄罗斯：“不是”。

乌克兰：“就是”。

………………

乌克兰的说法看似有理，它素有“欧洲粮仓”的美誉，一战前乌克兰生产俄罗斯帝国90%的小麦，占世界比重20%，乌克兰农业出口成为沙俄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斯大林同样想把乌克兰的农业出口作为获取工业资金的渠道。

斯大林强推集体农庄，把农民的牲畜、粮食、农具收归国，但遭严厉抵抗，便派出干部、军人下乡严厉检查，一旦发现“窝藏”粮食和财产，要么押送集中营，要么就地枪决，完不成“征粮”任务的干部也会遭到严惩。

当饥荒大面积爆发后，斯大林命令军队严守边界，不准农民逃荒，并且下达封锁令，禁止任何货物运进乌克兰，这使得饥荒更加惨绝人寰。这种人为大饥荒，自然加剧乌克兰人的民族仇恨情绪，难免将其定性为“种族屠杀”。

俄罗斯的辩解也不是没道理，大清洗和规模不等的大小饥荒，当年不仅发生在乌克兰，还遍布苏联全境，斯大林的类似政策并不区分民族， 俄罗斯本身也是受害者，只不过作为“欧洲粮仓”，乌克兰得到了斯大林的“特别关照”。

二次大战乌克兰再次陷入令人无奈的大混战，先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苏德条约”共同瓜分波兰，苏军进占西乌克兰，随后苏德战争爆发，德军反推回来占领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又认为迎来一次机会，夹道欢迎德军，协同对苏作战。德军不仅组建了以俄裔为主的“俄罗斯解放军”，也组建了乌裔为主的“乌克兰解放军”，这支部队人数最多时达8万人。乌克兰各地的某些民族主义者，帮助德军捕杀犹太人，同样留下历史污点。

纳粹是种族主义者，对“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并不感冒，随着他们推行种族歧视，一部分民族主义力量颇感绝望，组建“乌克兰反抗军”掉转枪口打击德军，同时他们也跟苏军、亲苏游击队作战。



（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乌克兰各地民族主义者把德军当作“解放者”，对其夹道欢迎，希望借助德军力量独立建国）



（注：每年自然少不了民族主义者纪念活动，图为乌克兰人举着国旗和二战期间“乌克兰反抗军”的红黑旗帜，穿着当年的军装游行。“乌克兰反抗军”既对德军作战，也对苏军和亲苏游击队作战，零星抵抗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

同盟国赢得战争胜利，一部分西乌克兰人随德军西撤，二战时被派遣到西欧的乌克兰工人拒绝回国。反攻回来的苏联施加了报复，一是大监禁大处决，二是对十五个协助过德军的少数民族执行“全民流放”，对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实行“部分流放”（主要是政治、文化精英等民族主义者），其中乌克兰被流放20万民族主义者，克里米亚鞑靼人近19万被全族流放。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动过“乌克兰全族流放”的念头，无奈因有3千万人口，全族流放难度过大，遂作罢。

这里我们By the way，从前述各族的演义不难看出，前现代民族关系——非指时间的划分，而指一种精神气质和道德水准（当代世界不少地区还停留在这种状态）；强强之间，强弱之间，弱弱之间，皆处于一种弱肉强食，道德双低的状态，强时恃强凌弱，弱者变强或弱者欺负更弱者，同样凶残暴虐。指责别人易，自我反省难。

二战结局使得乌克兰西部边界西扩，80万波兰人西迁回国，50余万乌裔东迁回到乌克兰，蒙古西征700年后，西乌克兰首次牢牢地与东乌克兰和俄罗斯粘在了一起，而完成这一“历史性统一”的，却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敌斯大林。

两次大战中，乌克兰独立建国的梦想闪现却很快破灭，乌克兰人真正拥有自己国家，还得耐心等待！（文/段宇宏）

（四）：两个乌克兰之争谁对谁错

1991年12月8日，苏联解体进入倒计时。

白俄罗斯西部“别洛韦日”森林公园，历届苏联领导人避署的夏宫——维斯库利别墅，来自俄罗斯的叶利钦，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于此齐聚一堂。

一阵觥筹交错之后，三匹新崛起的东斯拉夫政治黑马决定，既然苏联当年是由这三国创始建立的，那么今天也由这三家来平稳分离，同时建立“独联体”作为维系政经和文化交流的纽带，他们签下了“别洛韦日协议”。

克拉夫丘克回到基辅后有点提心吊胆，但很快发现，叶利钦已牢牢控制了克格勃和军队，一切疑虑烟消云散。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乌克兰克正式获得独立。

两次大战期间，乌克兰独立建国的美梦破碎，民族主义情绪又被苏联压制了五十多年；自“基辅—罗斯”灭亡，除了一战后短短几年虚弱混乱的“独立”，这一次，种田种了700多年的乌克兰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国家。

              乌克兰荣光重现

苏东剧变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恢复了原有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国旗、国歌、国徽。

当年“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黄蓝二色旗”、国歌——《乌克兰没有灭亡》、国徽——“三叉戟”重现天日，从被严厉查封的“违禁品”变成了新国家的标志。（注：俄罗斯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国旗和国徽，经过激烈博弈，国歌最终沿用苏联国歌旋律，但改用民族主义色彩的歌词）



(注：乌克兰苏联时代的国旗走入历史，黄蓝二色旗重见天日，其构思的灵感也体现了种田民族的特色，这是乌克兰最常见的景色——金黄色的麦田和湛蓝的天空)

曾经是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成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克拉夫丘克完成华丽转身，在拥抱“民族（主）主义”和“民生主义”力量中崛起，成为率领乌克兰走向独立的功臣，当选首任总统。

大概两年多前，克拉夫丘克还咒骂“黄蓝二色旗”是“肮脏和血腥的象征”，他还警告“民间改革力量可能被反苏势力控制”。

苏联末期，整个苏东阵营的民族主义运动汹涌澎湃，乌克兰却不是领头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率先点燃民族运动的熊熊烈火。斯大林为压制这三国的民族主义，曾对他们的政治、法律、文化、军事、技术等民族精英进行全面清洗和流放。

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200万人走上街头，手牵手组成长达600公里的人链，抗议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秘约”，这次运动以“波罗的海之路”而载入史册。当时这三国有800万人口，原住民族约有500万，相当于近一半人都上街了，与苏联分离的意愿非常坚定。

发生在基辅郊区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引起乌克兰知识分子对苏联大批判大反思，开始提出恢复民族文化、语言，澄清历史诉求，有力助推西部民族主义运动兴起。

1990年1月22日，为纪念1919年同月同日东西两个乌克兰共国的短暂统一，西部民间崛起的“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又称“鲁赫”组织）效法波罗的海三国，发动50万人上街，手牵手组成从基辅到利沃夫长达350公里的人链。



（注：苏联末期崛起的民族主义组织“鲁赫”，1990年1月22发起“乌克兰人链”的抗议活动，参加者约有近50万人）

西部民族主义运动轰烈开展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工人也大规模上街了，不过他们以经济诉求为主：抗议莫斯科中央政府对乌克兰索取过多，投入过少；抗议环境受污染，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抱怨住房条件恶劣。

东部“民生主义”和西部“民族（主）主义”两股力量意外合流，大家逐渐达成对乌克兰独立的共识。民间运动蓬勃生发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仍控制着大局，第一书记谢切尔比茨基持保守态度，抗拒戈尔巴乔夫改革，压制两股力量。

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撤掉谢切尔比茨基的职务，换上调和性人物伊瓦什科，两股力量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撤除，这使得乌共领导层出现分裂，不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党的领导发现，苏联已难再依靠，与其抗拒，不如热情拥抱两股力量，反而可获巨大的国内支持。

克拉夫丘克正是典型代表，他迅速转身，从苏联的拥护者变成批判者，从两股力量的压制者变成他们的后盾。没有这些掌控着巨大政经和军事资源，从党内分裂出来精英合作，乌克兰独立将更加艰难，至少避免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发生。

这个时候，美国总统老布什却意外地站出来为“反乌克兰独立”背书一次。

1991年7月底，老布什总统走访摇摇欲坠的苏联，在莫斯科他承诺向经济困难的苏联提供10亿美元。8月1日，老布什在基辅发表演讲，却让乌克兰民族主义大失所望，他力挺戈尔巴乔夫，支持改革，却对民族主义力量相当冷谈：“美国不支持寻求独立，想用本地暴政替代远方暴政的力量，美国将不会给予任何基于‘民族仇恨’的‘自杀性民族主义’援助。”

老布什的态度与一战后美国的态度颇为相似，美国选择支持波兰，却冷遇乌克兰独立运动（20世纪初美国政治精英们可能没几人能在地图上准确指出乌克兰的位置，对其过于陌生）。老布什的汽车驶过基辅街头时，既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挥舞乌克兰和美国国旗向他致意，也有人打出标语：“布什先生，十亿美元给苏联，奴隶制度给乌克兰”。

因为这次演讲，美国专栏作家威廉姆·萨菲尔给老布什取了个绰号——“基辅孱鸡”，演讲也以“孱鸡主义”而著称。

莫斯科1991年的“8·19事件”，苏共保守派政变失败，给予虚弱的苏联最后一击，使苏联解体和乌克兰独立已无可逆转。

政变发生时，时任乌共第一书记的胡连科站在保守派一边，克拉夫丘克则谨慎表态，准备接受莫斯科的博弈结果。政变流产三天后，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以346票对1票通过“独立宣言”；6天后，乌克兰共产党被正式宣布取缔（两年后禁令被取消）。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以确认独立的合法性和支持度，支持独立的总得票率为90%，分区得票率为：西部97%，中部95%，东部88%，南部87%，克里米亚54%。

克里米亚俄裔居民心态很纠结，想回到俄罗斯，又不愿与乌克兰分开，最后发现回归希望不大，过半数人选择了与乌克兰一道独立，尽管支持独立的得票率为全乌克兰最低。

直到去年的民调仍显示，克里米亚大多数人仍然不愿与乌克兰分离，不过这是《乌克兰不相信眼泪》的剧情开播之前。1992年5月，乌克兰正式独立没几个月，分离主义者呼吁下，当地议会一度宣布独立，被基辅政府强压下去，但给予了更大的自治权；俄罗斯虽有政客力挺，却仅仅动口不动手，外无强援，克里米亚“独派”也就作罢。

舍甫琴科的预言实现了——乌克兰荣光重现！

                           艰难的转型

比独立更难的是转型。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国际共运史上的理论创新，乌克兰独立后也创造了一种新模式——“民主制度下不断民主”！

原本克拉夫丘克等人以为，拥有欧洲第二大领土，分得苏联第二多工业设施，坐拥“欧洲粮仓”，乌克兰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乌克兰识字率接近100%，每年向欧洲提供的大学生数量居第四名，无论农业或工业规模，都在东欧地区位居前列，的确没有理由悲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将世界上200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档：极高、高、中等、较低，进入极高档次的可称为发达国家，其它的皆为发展中国家。

乌克兰全球排名78位，指数是0.74，居于高档，但在欧洲和前苏东阵营国家中，处于末流位置，排名甚至落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20多位。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已居于极高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注：中国大陆排名101位，指数0.699，居中档；中国香港排名13位，指数0.906，居极高档；中国台湾排22位，指数0.89，居极高档；新加坡排名18位，指数0.895，居极高档）

按理来说，民族成份较为单一或主体民族数量占优，通常在转型中磨擦较少，共识较多。表面看乌克具备这样的条件，乌克兰有100多个民族，乌克兰族占77%多，俄罗斯族占17.%，其它族群近5%。

基于宗教、语言、地缘、族群、历史的特殊因素，构成了乌克兰独特的政治生态，而非单纯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国家机器与民众的矛盾”、更不是什么“外部大国阴谋”。

一条第聂伯河，把乌克兰地理上大致分为东西两个，两个乌克兰在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方面有诸多差异，尽管不能把这种“分化”绝对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西乌克兰+中乌克兰VS东乌克兰+南乌克兰”。



西乌克兰地区为农业区，俄化程度较低，倾向于“远离俄罗斯”、“拥抱欧洲”、“反苏反俄（尤其原加利西亚地区）”，主张乌克兰语应该成为唯一官方语言，政经体制上赞同向西欧靠拢；东乌克兰地区为工业区，俄化较深，倾向于“与俄国保持亲密关系”，经济方面偏爱“计划和集中”，政治方面主张“地区分权”（政治主张出于“地区自我保护”之故，故不倾向中央集权），希望俄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

这种分化亦不可简单扣帽子，认为东乌克兰地区民众“亲俄卖国”，西乌克兰人要“卖乌亲欧”，观念差别与自身的经历与利益挂钩，与当地历史渊源有关。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党派——全乌克兰自由联盟（被视为极右翼），是这次广场革命的主角，他们不仅“反俄仇苏”，也反对加入欧盟。

俄罗斯族虽只占乌克兰的17%，但却有30%左右的民众以俄语为母语，当中就包含了大量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族，欲称“俄语公民”，毕竟东部与俄国纠扯在一起300多年。

根据乌克兰独立的政治和经济研究机构——拉祖莫科夫中心的各种民调，东部与西部，俄语公民与乌语公民在国家认同、外交倾向、政经态度和文化观念上总有明显区别。乌克兰族的乌语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通常过95%；“俄语公民”虽然有60%多也认同乌克兰国家，但“你把乌克兰当作祖国吗”，对这样的提问能做出肯定回答的只有22%左右。实际上有很多年纪大的俄语公民有双重的国家认同，还有一部分人的国家认同偏向俄罗斯。

不过数据仍然显示，俄语公民，尤其是乌克兰族俄语公民，年龄越轻，对乌克兰的认同度越高。这跟独立后乌克兰大力推广乌克兰“民族和历史教育”有关，由于政府把乌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目前有八成学校以乌语授课，几乎所有地方的行政机构以乌语办公；但俄语仍然通行全境，乌语因长期受到压制，目前在知识和信息的承载量上，与俄语还有差距。

这种分化还与切身利益有关。苏联把乌克兰东部建成了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工业区，其特点是工业类型偏重工和军工（民用工业极其薄弱），属于高度集中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对能源的消耗大，效益低。乌克兰自身的能源储存只能满足不到一半的工业需求，石油和天然气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11% 和25%。俄罗斯只要对油和气提价，乌克兰工业区的经济就震荡，农业区的西乌克兰人对这方面的反应自然不太敏感。

乌克兰独立后，政经模式转型问题与苏东国家有共通之处，但由于历史、地缘和族群导致的分化，常使解决问题的难度增大，它虽然也在不断改革，但总是留下半拉子改革工程，议程不断被延迟。



（注：不仅在语言、文化和观念上体现出东西部差异，历年选票数据上也颇为明显。2010年总统大选，来自西部的季莫申科联盟赢得了中部和西部各州选票，来自东部的地区党赢得东部和南部选票，两种颜色最深的地区，是两个集团的最铁杆票仓地带，在对方的铁票地带，另一方得票率都难过5%—10%）

苏联时期“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遍布乌克兰全境，独立后启动私有化，表面上目前有八成土地私有化，人均都分到一点土地，但土地主仍然没有自由处置权；法律规定了人均拥有土地的数量，不得自由买卖，但可以租给其它农业实体，这些农业实体多数是以前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变身，仍实行低效落后的管理模式。若农民要放弃土地，可以转给这些农业实体，能得到少量的补偿，外国公司和个人只能租用但不得购置乌克兰农地。

法律还规定，每亩土地有个“货币估价”，租金不得低于估价的1%。由于没有自由买卖，所以没有形成土地市场，乌克兰农地估价既不准确且价格相当低贱。如目前平均估价每亩420元人民币，那么其最低租金为每年4.20元，租地收入极其微薄。农民既无法靠出售、出租土地获得较多资金转型为其它产业人口，也没有资金用于改造早已陈旧不堪的农业设施，无法提升农业技术靠农业致富。仓储和运输方式落后，致使农户的产品有三到五成在送到市场前腐坏。

现代化高效农业的要求是土地集中，而小块分割拥有的乌克兰农地，使得集中经营异常困难。一些跨国农业集团进军乌克兰后，倒愿意跟所谓的“农业实体”谈判，以便用最低谈判成本租得大块土地，因为农地价贱，农业实体里小块拥有土地的农户其实也分不到几个租金。目前乌克兰一半农产品由跨国农业集团提供，以低效率、低技术、小规模方式经营的本土农场和农户不是集约化经营的农业集团对手。

农民失去了原有的集体农庄的保障，又没能获得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转型为其它产业人口的路径狭窄，因此陷入贫因；城市里劳动力不断向国外流失，最终损害乌克兰的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影响城市化进程，自独立以来城乡人口比例基本不变。东部的工业同样面临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管理山寨、人才流失、资金缺乏的困境。





（注：“革命”与“反革命”同样具有东西分化特色，上图是广场革命时期各地声援状况图，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下图是广场革命后发生“反革命”抗议的地区分布图，都在东部和南部）

乌克兰全社会都存在效率低下问题，政府最为明显，其特征可用三无来形容——无力、无效、无能，它既未能建立起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国家相对高效廉洁的公权机构，也没有演化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那种强势政府。

独立以后，乌克兰的中央国家机器其实相当软弱，否则不会动辄一场街头革命就动摇政府。立法和决策层面，中央政府仍保留了诸多干预权，实际运行中政令执行效率低下，处于一种“干预又无力、服务也不足”的尴尬境地。从医疗、卫生、教育到农业、工业、金融，留下诸多立法与政策空白，致其发展混乱。譬如农业，政府既不能提供充分的市场自主空间，却又在资质监管方面缺失。

乌克兰既不是“人治”又不是“法治”。权力寻租，寡头政治和裙带兴盛方面，它有东斯拉夫国家共同的特点；独立媒体众多，言论自由程度高，党派多如牛毛，民间运动发达，又远超过任何东斯拉夫国家；任何寡头上台，若想集中权力，削弱已有的公民权，也很容易玩火自焚；但不管谁上台，要建立一个稳定、廉洁、高效的政府又因意识形态分裂而难于上青天。这几种景像共生，形成了乌克兰独特的政治奇观。



（注：独立以来的历届总统，从左至右为：克拉夫丘克、库奇马、尤先科、亚努科维奇、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

在台的高官们可说极少有谁是干净的，他们借私有化之机入股或收购国有企业，凭着政策照顾，大发其财。亚努科维奇说豪宅是自己掏320万美元购买的，可哪来如此巨款；季莫申科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这不是她的薪水支付得起的，喔，对了，她有个绰号，叫“天然气公主”。

乌克兰民众因此对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很底。据2012年9月拉祖莫科夫中心民调数据，对政党非常信任的为3.2%，比较信任为17.3%，比较不信任为34.1%，非常不信任为35%。有时候大家投这个党的票不一写是喜欢这个党，可能是更讨厌另一个党。

“你认为乌克兰最大的威胁是谁？”2012年的民调显示，35%的人认为是政府，33.4%的人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25.9%认为是地区紧张，24.7%认为是俄罗斯，22.2%认为是北约，17.4%认为是美国。2009年时，橙色革命上台的尤先科政府由于应对经济危机乏力，居然有50.6%的人认为乌克兰最大的威胁是政府。

独立后经历了连续8年经济下滑，2000年在实施了政府改革后，也借助当时世界大环境良好，乌克兰经济开始迅猛增长了8年，但2008年金融危机差点把半吊子改革的乌克兰打回原形。

乌克兰由于没有“强势政府”和“高效政府”，导致外来投资乏力，政府财政虚弱，举债能力低下。至今，乌克兰已欠下500多亿美元债务，由政府担保的债务约100多亿。为了填补财政窟窿，乌克兰向世界求援，但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条件是必须深化政治、经济改革。

历届乌克兰总统，除了尤先科以外，知道外交倾向容易引发地区紧张，通常都标榜“中立”。亚努科维奇曾因为过于“亲俄”吃过大亏，借着金融危机后的局势卷土重来，他其实已慎重得多。

总体而言，随着年轻一辈成长起来，乌克兰民意的“亲欧远俄”倾向日益明显。俄罗斯为了拉住小兄弟不向“亲欧反俄”方向越滑越远，的确不惜代价，手中可打的无非“历史与文化牌”、“地缘牌”、“能源牌”，但这几张牌也主要针对东乌克兰和中年老人，筹码已不多。西欧和北美现实中强大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科技影响力，早使俄国力不从心。

普京的慷慨不管有何目的，能解乌克兰燃眉之急，却对乌克兰形成健康的政经体制于事无补，如同解囊资助一个志气丧失，浑身恶习的朋友，换来的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亚努科维奇任上也积极推动融入欧盟政策，欧盟以苛严改革条件将其拒之门外的同时，普京却愿救燃眉之急。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亚努科维奇只得终止签署与欧盟的政治和自贸协议，强化与俄罗斯关系，这刺激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更惹怒了极右翼。

《乌克兰不相信眼泪》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文/段宇宏）



  （注：乌克兰东部工业区的大城市顿涅茨克，明显有浓厚的苏联式气质）



        （注：乌克兰西部的大城市利沃夫，明显“欧味儿”更浓郁）

附：“加里西亚”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在西部和中部，而西部的“加利西亚”地区始终是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运动的大本营。今天，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党派及其支持者，主要出自该加利西亚。古代，加利西亚分两部分，西加利西亚以波兰人为主，东加利西亚以乌克兰人为主，目前的加利西亚分属于波兰和乌克兰。

蒙古军队摧毁“基辅—罗斯”时，加利西亚有个罗斯小邦“沃伦”，沃伦王公丹尼洛曾试图驱逐蒙古恢复罗斯，向匈牙利、波兰求援，在援兵不到，无法取胜的窘境下，丹尼洛听从蒙古人警告，拆除堡垒换得自存。丹尼洛的努力得到教皇英诺森四世的赞赏，向其馈赠王冠一顶，领地升格为“加利西亚—沃伦公国”。14世纪40年代，沃伦公国才被波兰吞并，乌克兰领土上最后一个“基辅—罗斯”政治实体消亡。这片地区直到二战末期，才被斯大林强制与东乌克兰和俄罗斯真正粘合为一体。

今天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地区是最欧化地区（利沃夫为最重要城市），捷尔诺波尔州、利沃夫州、沃伦州等原加利西亚地区构成政治版图上的“深橙版块”，来自东部的政党，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地区党，历届选举中在当地几乎全军覆没；反过来，乌克兰东部最俄化的顿涅茨克等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党在此地的得票率很难超过10%。